“環保督察絕不是‘一陣風’”，這番承諾可不是空頭話。第二輪中央生態環保督察的“利劍再出鞘”，就充分佐證了這點：無論是揭滬隴環保短板，還是批央企環保責任傳導機制缺失，抑或是點名痛批多部門不作為，都以行動表明，“央”字頭環保督察的雷霆勢頭，并沒有越“督”越弱，反而不斷趨嚴。

　　“良法善治”，法治是善治的制度支點，而中央層面用長效環保督察刺污染“膿包”，本質上也是在用環保督察之力筑牢“生態法治”屏障。

　　從制度機制設計的初衷看，環保督察是對環境治理中“地方病灶”的靶向施策，也是將其導入法治框架的“加速器”。

　　自2015年7月1日中央深改組審議通過《環境保護督察方案（試行）》，明確建立環保督察機制起，中央環保督察就開啟了我國環境治理的新范式。督察從環保部門牽頭到中央主導，從以查企業為主轉變為“查督并舉，以督政為主”，還有首提環保“黨政同責”“一崗雙責”，都讓環境治理打開了新局面。

　　需要明確的是，環保督察目的不是就個案查個案，而是督事查人，通過環保的“黨政同責”和“終身追責”等配套機制，去督促各級黨委政府遵循環保法規要求，落實環保主體責任，加速環境問題根治。首輪中央環保督察交出了亮眼成績單：兩年時間問責人數超1.8萬人，解決民眾反映的環境問題8萬多個。秉持問題導向，并以制度剛性對問題硬碰硬，這對環保工作法治化無疑是有力的助推。

　　而這輪中央環保督察在首輪將環保“三級聯查（中央督察、省級巡查、市縣檢查）”并推、入駐全覆蓋跟回頭看及“點穴式”專項督察結合、約談通報問責成“組合拳”的基礎上，又往前邁了一步：其督察對象不只是地方，還包括國務院有關部門及央企；督察目的也更多地聚焦污染防治攻堅戰，以環保督察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督察范圍擴圍、方式融入創新技術、強度持續提升，與這些新特點伴生而至的，也必定是治理準度與效力的再強化，這也能為生態法治提供更厚實的屏障。

　　國家在生態維度的法制建設漸趨健全——出臺“史上最嚴”環保法、明確《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推出三個“十條”，在此背景下，這樣強效的環保督察，顯然有助于讓“生態法治”加速從紙上走進現實。

　　環保督察的“意義指向”連著環保法治化，其方式路徑本身也需要嵌入更多的“制度化基因”，以建章立制托起其長效性。在積累3年多的督察實踐，又經過了1年多的起草后，《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工作規定》已于今年6月發布實施，這也被視作中央環保督察全面步入法治軌道的標志。可以預見，當環保督察將“生態法治”越筑越牢，臻于至善的生態治理局面會愈發此業可成、此景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