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稅的定向調控既有助于促進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優化，還有助于應對人民幣匯率貶值問題。當前美聯儲加息可能引發新興經濟體貨幣貶值壓力加大，人民幣匯率貶值預期可能更強，在此情況下，減稅而不是貶值的政策更適合我國。

　　近年來受美聯儲加息等因素影響，世界不少國家尤其是新興經濟體貨幣對美元出現較大幅度貶值的現象。雖然我國人民幣匯率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但較長時期人民幣與美元保持掛鉤，從而人民幣匯率出現了與美元同步升值的態勢，引發人民幣對其他貨幣逆勢升值的問題。

　　從2015年8月份人民幣匯率中間價機制改革以來，人民幣與美元呈現加速“脫鉤”的現象，人民幣對美元出現了較強的貶值預期，資本流出壓力較大。有評論認為應該加速讓人民幣貶值以解決相關問題。同時，相關政策部門三令五申強調人民幣沒有大幅貶值的基礎，如何化解當前的被動局面，成為當前宏觀政策部門亟待破解的難題。

　　首先應該厘清的是人民幣匯率是否具備大幅貶值的基礎？按照經濟理論來說，判斷一國匯率是否應該貶值的直接指標是該國國際收支狀況。如果國際收支順差，那么該國貨幣沒有貶值基礎，反之沒有升值壓力。我國近幾年盡管國際收支順差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但并沒有改變順差的格局，從而理論上人民幣匯率不具備大幅貶值的基礎。

　　此外，我國目前依然擁有3.5萬億美元左右的外匯儲備，如果將中投公司的外匯資產計算在內，那么外匯儲備總額將達到4萬億美元左右，如此巨額外匯儲備顯然預示人民幣匯率的貶值空間不大，否則若將外匯儲備大量拋售至世界常規水平，那么人民幣匯率短期可能反而有升值壓力。

　　既然如此，目前人民幣匯率為何有較強的貶值預期？核心原因在于美國以外的多數國家貨幣對美元單邊貶值，人民幣與美元的掛鉤使得人民幣相對其他貨幣呈現較快升值。這種升值并非由于我國國際收支順差大幅增加的結果，也不是我國經濟持續走強的支撐，而僅僅由于人民幣匯率貨幣籃子側重美元的原因。外界因此認為這種局面缺乏實體經濟的支撐而不具有穩定性，人民幣匯率難以持續與其他貨幣保持升值態勢。在此情況下，人民幣匯率走弱的預期也就逐步增強。

　　如果人民幣匯率貶值預期無法消除，那么人民幣匯率貶值壓力可能較難緩解。然而，如果讓人民幣匯率漸進小步貶值或者一次性大幅貶值，那么短期資本外流的壓力可能陡然增大，我國國際金融穩定性可能受到影響。進一步的，如果此舉引發了其他國家的競爭性貶值，那么我國人民幣可能面臨新的貶值壓力，這不僅對我國經濟發展不利，也可能對國際經濟金融環境造成更大的沖擊。

　　可見，選擇人民幣匯率貶值的政策并不明智，選擇什么替代政策緩解人民幣貶值壓力成為當前的重要問題。按照巴拉薩——薩繆爾森理論，如果一國貨幣匯率有貶值壓力但不讓它貶值，那么該國可能面臨物價下行的風險，即有通貨緊縮的問題。今年以來我國通縮風險警示，必須加快尋求政策以緩解人民幣匯率貶值的壓力問題。

　　結合我國實際來看，通縮最大的問題在于企業的利潤縮窄，但減稅將有助于解決這個問題。減稅有助于降低企業成本，增大企業盈利水平，推動相關商品的價格適度下調，使得相關商品更加具有國際競爭力。結果將促使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下降，降低人民幣貶值預期，緩解人民幣匯率貶值壓力，因而減稅有望成為緩解人民幣匯率貶值壓力問題的占有策略。

　　雖然減稅可以取得與貶值類似的效果，但為何減稅更具吸引力呢？一方面，減稅屬于一國國內宏觀政策范疇，減稅往往被視為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重要工具，與我國當前所推行的積極財政政策相一致，大規模減稅不容易引起其他國家的質疑，也不太可能引發各國匯率競爭性貶值的問題。另一方面，我國當前正處于結構調整的轉型期，定向減稅調控措施將促進新興產業的發展，遏制高污染、高耗能等產業的擴張，促進我國的產業結構優化，有助于我國宏觀經濟穩定，反過來為匯率穩定提供支撐。

　　綜合來看，減稅的定向調控既有助于促進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優化，還有助于應對人民幣匯率貶值問題。當前美聯儲加息可能引發新興經濟體貨幣貶值壓力加大，人民幣匯率貶值預期可能更強，在此情況下，減稅而不是貶值的政策更適合我國。加強財政部及人民銀行[微博]等跨部門的協調，實施減稅尤其是定向減稅的政策舉措，將是化解當前匯率金融風險及促進經濟發展的占有策略。(本文作者介紹：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世界經濟室副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