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益激烈的可控核聚變全球競爭中，我國如何拔得頭籌？7月22日，中國聚變能源有限公司在上海正式掛牌成立。作為推進我國聚變工程化、商業化的創新主體，中國聚變能源有限公司將重點布局總體設計、技術驗證、數字化研發等業務，并建設技術研發平臺和資本運作平臺。這不僅是一家新公司的誕生，更是我國將核聚變從科研探索納入國家戰略性產業布局的關鍵一步。

       核聚變，是兩個較輕原子核結合成一個較重原子核并釋放巨大能量的過程。可控核聚變則被喻為“人造太陽”，是通過人為技術手段，在特定裝置內實現對核聚變反應發生和能量輸出的持續控制，從而安全、穩定地獲取能量的過程。其核心目標是模擬太陽的聚變機制，并以受控方式釋放能量。與當前廣泛用于發電的核裂變相比，核聚變具有能量密度大、原料資源豐富、放射性污染低、安全性好等優勢。可控核聚變若能成熟應用，可為人類提供近乎無限的清潔能源。因此，可控核聚變也被視為人類能源終極解決方案。

       為何此時按下核聚變商業化“加速鍵”？“熱堆—快堆—聚變堆”核能“三步走”發展戰略，是我國在1983年提出的核能發展國家戰略，其核心內容是解決我國核能可持續發展的問題。歷經40多年發展，我國核能工業持續壯大，為國家能源安全和經濟建設作出了突出貢獻。當前及未來一段時期，核能進入最為重要的戰略機遇期。

       從技術突破看，過去10年，全球核聚變研究迎來“黃金窗口期”。國際熱核聚變實驗堆計劃進入關鍵裝配階段，歐美私營聚變公司接連實現高溫超導磁體、等離子體約束時間等里程碑式突破，國內核聚變研究也捷報頻傳，科學可行性正加速轉化為工程可能性。

       從能源安全與“雙碳”目標看，當前我國能源結構仍以化石燃料為主，發展清潔能源迫在眉睫。聚變能一旦實現商業化，可提供穩定、低碳的基荷電源。聚變能是國家能源安全的“壓艙石”，更是應對氣候變化的“終極武器”。

       從全球科技競爭看，美國發布了首份聚變能國家戰略，德國發布聚變能國家戰略并制定聚變能發展路線圖，英國提出“到2040年實現核聚變能源生產商業化”的目標。我國此時組建“國家隊”，正是要在未來能源格局中占據主動權。

       聚變“國家隊”將發揮哪些功能？過去，聚變研究多分散在高校、科研院所，聚焦基礎原理突破；如今，專業公司成立將以系統思維整合創新鏈條，推動技術從“能做到”向“能商用”跨越。

       具體來看，中國聚變能源有限公司控股股東中核集團作為我國核能領域主力軍，擁有豐富的工程經驗和強大的資源整合能力，為聚變商業化提供了堅實支撐。中國石油昆侖資本、上海未來聚變、中國核電、浙能電力、國家綠色發展基金和四川重科聚變等股東入局，則進一步豐富了技術研發、工程建設、資本運作、產業應用等全鏈條深度融合的生態體系，成為打通產業化堵點的關鍵抓手。

       “技術+資本”雙平臺模式，提供了市場化機制的創新活力。聚變商業化的最大挑戰之一，在于研發周期長達數十年、投入以千億元計，單一主體難以承受。通過引入社會資本，可分散研發風險、加速技術迭代；通過設立專項基金，可支持初創企業參與產業鏈分工，形成“大企業主導、中小企業協同”的生態格局。市場化機制的引入，有望提升聚變商業化效率。

       一旦聚變能源實現商業化，將徹底重塑全球能源格局，但聚變商業化的道路絕非坦途。比如，可控核聚變技術目前仍處于發展初期，技術突破需要長期研究和巨額資金投入，不確定性強；由于技術研發難度高，產業化進展周期長，投資聚變能源短期內實現盈利的可能性較低，也存在商業化落地失敗的風險。

       聚變能源的商業化之路，對耐心、決心和資金是巨大考驗。需要科研人員敢啃“硬骨頭”，要求企業具備強大的風險抵御能力，也離不開政策的長期穩定支持。盡管前路漫漫，但每前進一小步，都會讓“人造太陽”的曙光更加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