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以來，世界經濟難以擺脫低迷增長，全球復蘇步伐舉步維艱，外部不確定性增多；國內傳統外貿優勢逐步削弱，新興競爭優勢有待形成，我國對外貿易維持弱勢運行。展望2017年，世界經濟增長動力不足，外部需求改善程度有限，國內宏觀經濟下行壓力較大，我國對外貿易進出口形勢仍難有大幅改善。但G20共識逐步落實、人民幣加入SDR、外貿扶持政策顯效等因素將支持外貿平穩運行。筆者建議下一步加快轉變貿易發展方式，加強“一帶一路”建設，引導并鼓勵新貿易業態發展，促進我國對外貿易提質增效。

　　結構轉型勢頭增強
　　進出口增長低位企穩。2016年以來，由于全球貿易延續放緩態勢，人民幣匯率走勢穩中有貶，我國貨物貿易增速繼續下滑。由于2016年以來，我國出臺了一系列支持外貿穩定增長以及促進外貿轉型升級的政策措施，各項主要指標降幅較上年有所收窄。若按美元計價，由于受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回升、能源產品進口加速、進口價格指數提高等因素影響，進出口下降6.9%，降幅較上年同期收窄0.6個百分點；出口下降7.5%，降幅擴大4.4個百分點；進口下降6.2%，降幅收窄8.7個百分點。但是從貿易量角度衡量，根據WTO統計數據，我國2017年以來進出口貿易量增長與世界平均增速持平并略有領先，表明我國外貿總體好于全球平均水平。
　　出口貿易結構不斷優化。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速、“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等重大政策的推進下，2016年以來我國對外貿易發展在進出口貿易方式結構、主要產品結構、市場多元化結構、貿易主體結構等方面繼續優化和改善。一是一般貿易比重不斷提升。二是國際市場多元化穩步推進。我國對“金磚”其他國家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出口較快增長。三是民營企業出口比重進一步提升。民營經濟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成為推動外貿增長的生力軍，是推進貿易升級與實現貿易產品、模式、業態創新的重要載體。民營經濟貿易比重提升，意味著我國外貿領域的創新能力、活躍程度、質量效益持續增強。四是成套大型設備出口提速。我國作為世界制造業第一大國，伴隨“走出去”戰略實施與“一帶一路”戰略推進，在企業大規模對外投資、建設海外工程、實施國際產能合作過程中，有力推進了裝備制造和高附加值產品出口。五是對外貿易新模式積極發展。跨境電子商務、市場采購貿易、外貿綜合服務企業繼續保持較快增長態勢，“生產-服務”一條龍配套的產業聯盟模式初具端倪。這些新興模式正成為外貿領域新的增長點。
　　能源產品與高技術產品進口較快。2016年以來，一方面，國內經濟運行穩中有進，帶動大宗商品進口量增加，同時由于國際大宗商品價格超跌反彈，我國進口價格指數略有好轉，導致能源主要品種進口較快增長。另一方面，國內產業、消費升級勢頭明顯，帶動高技術產品、高檔消費品與日用品進口需求增長。2016年以來，我國機電產品進口增長1.9%，電子技術、計算機集成制造技術、生命科學技術等高新技術產品進口同比均有所增長。這顯示出在國際需求全面放緩的背景下，我國作為負責任的全球貿易大國，積極擴大國內市場，為穩定國際商品市場做出了貢獻。
　　服務貿易加速發展。近年來，國際貿易與投資呈現新趨勢，中國對外貿易發展進入新階段，國內外經濟貿易環境要求我國轉變外貿發展模式，推進外貿加速升級，大力促進服務貿易發展。2016年以來，我國服務貿易保持快速增長。出口結構進一步優化；服務貿易創新試點地區服務進出口增勢良好，上半年國務院批復同意開展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的15個省、市、地區服務貿易進出口占全國的比重為47.5%，比上年提升0.8個百分點。

　　2017年世界貿易環境不容樂觀
　　對國際經濟環境而言，經濟處于危機后深度調整階段。金融危機前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先后進入換擋期，全球經濟缺乏新增長點。危機爆發八年以來，全球GDP平均增速僅3.5%，低于危機前五年1.6個百分點。世界經濟長期低迷源于結構性改革滯后、有效需求不足、生產效率下降等多重因素。2017年，上一輪科技革命帶來的增長動能逐漸衰減，新一輪科技創新尚未形成有效驅動力，世界經濟仍然無法擺脫金融危機的深層影響。
　　貿易與投資作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其重要性日趨凸顯。但是，近年來全球貿易和投資形勢低迷，世界貿易組織9月預測2016年和2017年世界貿易將處于異常艱難增長階段，聯合國貿發會預測2016年全球投資增速將下降10%至15%。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國際市場需求低迷、黑天鵝事件頻發、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各國貨幣政策分化等因素將抑制2017年世界貿易增長。一是全球化趨勢削弱。由于世界市場需求不足，主要發達經濟體以及部分發展中國家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日趨增多，根據有關數據，2008年至去年5月，G20成員共采取了1583項貿易限制措施，目前為止只取消了約25%，仍有1196項在執行之中。世貿組織、經合組織和聯合國貿發會發布的《G20貿易投資措施報告》顯示，近一年來G20成員平均每月新采取的貿易限制措施達到2009年以來最高數量。二是全球貿易投資不確定性增強。英國脫歐從公投到實際退歐將經歷數年之久，其帶來的不確定性有待進一步觀察。脫歐過程不排除意外發生，并可能對國際市場情緒與預期造成巨大影響，引發動蕩。同時，歐洲難民潮帶來的恐怖襲擊事件頻發，影響全球消費者和投資者信心，已經干擾國際貿易、投資與金融市場正常運行，并給未來國際經濟帶來負面影響。
　　當前國際金融領域高杠桿、高泡沫等風險仍在聚集，金融市場動蕩幅度加大、不穩定性增強。一是國際金融市場不協調跡象明顯。英國公投決定脫歐對于國際金融市場造成嚴重沖擊，當日世界主要股指急速下跌，幅度超過5%；脫歐公投次日英鎊幣值跌幅超過10%，倫敦股市開盤重挫8.7%。但是在各國央行大力施加影響的作用下，國際資本市場如注入強心針，主要指數迅速反彈。國際清算銀行認為相關市場已出現失調現象，如債券收益率持續走低，但收益率曲線則趨平等，國際金融市場對各國央行的依賴程度越來越深。二是全球信貸疲弱。美元匯率走強、新興市場低迷以及金融市場不確定性增強打擊了信貸需求，根據國際清算銀行數據，當前針對美國以外債務人的美元計價銀行貸款同比下降，為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首度減少；同時針對非歐元區國家債務人的歐元貸款出現了自2014年以來的首次下滑，反映出歐元區銀行業的新一輪疲軟；針對新興市場的美元貸款也在收縮。三是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分化。美國啟動加息程序，歐洲、日本等國家繼續實施量化寬松，全球貨幣政策分化導致的溢出和回溢效應日益突出，跨境資本異常流動及金融市場大幅波動的風險逐步擴大并深化。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將進一步增加全球貿易復蘇的不確定性。
　　金融危機后，各國為了擺脫本國經濟低迷形勢，加強對國際市場的爭奪與滲透，國際貿易規則趨于碎片化。以WTO等國際機構為標志的全球貿易一體化成果受到侵蝕，跨太平洋(5.060, 0.02, 0.40%)伙伴關系（TPP）、跨大西洋(5.570, 0.05, 0.91%)貿易和投資伙伴關系（TTI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等區域性貿易組織前途未卜。以WTO為代表的原有貿易規則被逐步打破，新的國際貿易、投資、服務標準正在確立。這一過程涉及到世界主要國家的博弈與對抗，表現出漫長而反復的特征。一方面，發達國家為實現本國經濟利益最大化，意圖通過改變原有國際規則，推進貿易、投資、金融等方面標準的全面升級，在國際市場獲得更多利益。另一方面，各國之間的競爭更加激烈，各方利益協調難度加大，如2016年9月，包括總統奧朗德在內的多名法國高層官員表示將中止對歐盟授權，單方面退出美歐自貿協定談判，德國副總理兼經濟部長也公開表示“TTIP談判已在事實上失敗”。新一任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出即將退出TPP談判。國際貿易與投資制度體系重塑將深刻影響中國進一步參與全球化進程以及未來面臨的對外貿易環境。
　　對于國內經濟環境而言，中國經濟處于“新常態”發展階段。經歷改革開放近40年發展，中國綜合國力不斷提升，目前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第一大制造業大國。世界經濟論壇《2016-2017年全球競爭力報告》顯示，中國在全部138個經濟體中排名第28位，再次成為全球新興經濟體中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這表明我國在經濟實力、人力資源、產業成熟度、營商環境、基礎設施、國際吸引力等方面的綜合競爭力處于世界前列、新興國家之首（其他主要新興經濟體中，印度排名第39位，俄羅斯排名第43位，南非排名第47位，巴西排名第81位）。
　　由于當前我國經濟潛在增長水平下臺階、人口紅利逐步消退、開放溢出效應不斷減弱，勞動生產率下滑，2017年宏觀經濟增長的壓力仍然較大。需求側中由于社會新增資本體量有限、居民收入增速放緩、整體預期偏弱等因素，投資、消費需求存在繼續走弱風險；供給側在去產能、去杠桿、降成本等結構改革顯效的作用下，企業效益回升，生產端有望實現穩定運行。預計2017年國民經濟增速較2016年略有放緩。
　　人民幣中長期穩定運行基礎較為穩固。一是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正式加入IMF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部分國際金融組織、境外央行等境外政策性機構和金融機構將逐漸增加人民幣債券資產的配置，從而帶來一定規模資本流入，有利于未來匯率保持穩定，并將進一步提高我國國際話語權。二是我國國際收支長期保持順差、外匯儲備充裕、金融市場運行穩定、宏觀財政狀況良好，經濟基本面決定了人民幣不存在長期貶值基礎。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匯率繼續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有利于我國外貿進出口平穩運行。
　　十八大以來，國務院共出臺十余個促進外貿穩增長的政策文件，四個關于對外文化貿易、自貿區戰略實施等方面的相關文件。外貿扶持文件旨在穩定貿易增長，調節貿易結構，轉變貿易方式，培育貿易競爭新優勢。政策涉及的主要方面包括完善出口退稅分擔機制、加大信保支持力度、支持保險機構按照商業化原則擴大保險覆蓋面、減輕企業負擔、提高貿易便利化水平、加快外貿新業態發展、探索建立“六體系、兩平臺”為核心的跨境電商政策體系等方面。在各級部門、各級政府的大力貫徹落實下，出口退稅進度加快，出口信用短期險滲透率提高到17.8%，進出口企業負擔明顯減輕，通關無紙化比例提升至95%，13個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建成，加工貿易梯度轉移加快，相關產品關稅水平進一步降低。全覆蓋性外貿扶持政策有利于促進未來我國外貿增長。
　　當前中國對外貿易發展受到來自新興國家與發達國家的雙重制約，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與以機械設備為代表的投資品出口存在不同程度下降。伴隨中國要素成本與資源環境約束增強，傳統勞動密集型出口商品成本不斷攀升，價格等方面比較優勢弱化，與周邊發展中國家相比，工資成本、環境成本等方面明顯不占優勢。與此同時，高端裝備、智能制造等出口產品面臨來自發達國家的競爭，仍難以迅速占領國際市場，短期內新的外貿增長點尚未形成。
　　2017年，世界經濟仍然難以擺脫低迷增長，“中國制造”的傳統比較優勢逐步削弱，我國外貿發展總體形勢仍不容樂觀。但是，“一帶一路”、國際產能合作等戰略加快落實，尤其是對外投資大幅增長有望帶動部分商品出口；人民幣匯率穩中趨貶有助于提高出口競爭力。2017年，我國對外貿易出口下降5%左右，進口下降7%左右。

　　加強培育外貿新增長點
　　針對當前世界貿易的低迷形勢以及我國外貿存在的主要困難，筆者建議進一步加強培育外貿新增長點，加快落實“一帶一路”戰略，以對外投資帶動貿易發展。
　　培育貨物貿易新的增長點。一是適應國際互聯網、大數據、智能制造快速發展的潮流，選擇智能家電、智能手機等產品作為未來我國貨物貿易出口的重點產品，通過政策引導、財稅支持、創新補貼等措施進行大力扶植。二是鼓勵企業積極實施“走出去戰略”，建設國際營銷網絡，加大政府資金扶持，發揮廣交會等平臺作用，加強經貿交往、產業合作，開展園區建設交流，推動對外貿易從數量擴張轉向質量提升，鞏固貿易大國地位。
　　扶植外貿新興業態。大力落實外貿優進優出戰略、流通升級戰略、國內外市場一體化戰略，加快發展外貿綜合服務企業、跨境電商、海外倉、市場采購模式等新型貿易業態，提高傳統貿易效率。一是推進跨境電子商務建設，加強商務通關服務平臺相關系統建設，健全電子支付管理體系，加快發展跨境電子商務物流服務，推動跨境電子商務產業集群發展，提升跨境電子商務對外合作水平。二是鼓勵重點跨境電子商務企業發展，重視新型外貿產業聯盟等新模式作用，順應外貿行業發展趨勢，以服務企業為核心，打造采購、生產、服務一體化電子信息平臺。三是構建新型“內外貿一體化”體系，培育內外貿結合、經營模式與國際接軌的商品交易市場，在主要區域貿易中心舉辦具有較強國際影響力的大型展會，支持企業建設境外營銷、支付結算和倉儲物流網絡。
　　借助“一帶一路”戰略帶動相關商品和服務出口。一是促進各類資源和要素有序流動與合理配置，激發各類企業的活力和潛力，支持高鐵、核電等重點領域重大工程項目合作，帶動相關裝備制造等商品出口。二是結合我國企業發展需求，進一步加大政策創新、服務創新和監管創新的力度，加強企業提升產品質量、品牌、技術服務水平意識，積極打造新的外貿增長點，提高產品附加值，以新的競爭優勢和商業模式，提高開拓國際市場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