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國之本、興國之器、強國之基”，在2015年5月發布的《中國制造2025》行動綱領中，中國國務院對制造業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宣布“世界強國的興衰史和中華民族的奮斗史一再證明，沒有強大的制造業，就沒有國家和民族的強盛。”

　　此時，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制造大國已經5年。

　　1990年，在改革開放12年之后，中國制造業產值僅占世界制造業總產值的3%，同時中國人口卻占世界人口的20%，這一令人尷尬的數字反映了中國工業基礎的孱弱。經過一代人努力，2010年，這個數字變成了19.4%，并且超過美國的18.2%成為世界第一制造大國。

　　中國制造的崛起震動了西方世界，成為其重振制造業的催化劑。奧巴馬在其國情咨文中說，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指美國)不可能在一場制造業危機之后還能保持優勢，美國必須奮起直追。

　　英國已無望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因此來自英國的觀察要冷靜得多。《金融時報》資深記者彼得·馬什在其出版于2012年的《新工業革命》一書中認為：中國贏得了制造，但失去了研發。

　　他分析說，中國制造并不像看起來那么強大，中國制造規模巨大的關鍵因素來自其人口，占世界制造業19.4%不過與人口比例基本相當。更重要的是，由于研發能力薄弱，中國龐大制造業產值只能帶來有限的實際價值。例如，一臺iPhone的出廠價179美元(產值)，但中國工廠僅拿走6.5美元，因為IPhone零部件來自日韓德等國，中國只是負責組裝。Iphone出口到美國后，售價500美元。多出的321美元，一半為渠道商所得，一半變成蘋果公司利潤。

　　幸運的是，中國政府對此有清醒認識，《中國制造2025》中寫道：“我國制造業仍然大而不強，自主創新能力弱，關鍵核心技術與高端裝備對外依存度高，以企業為主體的制造業創新體系不完善；產品檔次不高，缺乏世界知名品牌；資源能源利用效率低，環境污染問題較為突出；產業結構不合理，高端裝備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滯后；信息化水平不高，與工業化融合深度不夠；產業國際化程度不高，企業全球化經營能力不足。轉型升級和跨越發展的任務緊迫而艱巨。”

　　顯然，升級中國制造的關鍵是突破技術瓶頸，技術創新沒有浪漫曲，無法靠×××思維立地成佛，這是個無捷徑可循的艱苦歷程。

　　在關鍵技術的趕超上，中國有過走自力更生的原始創新之路，還是效法日韓，走引進吸收再創新之路的爭論，后者很快占了上風，但30年實踐下來，各行業的結果大相徑庭。有的陷入了“引進→落后→再引進→再落后”的惡性循環，比如相當部分的裝備制造業；有的高舉市場換技術大旗，但讓出了市場卻沒換來技術，比如汽車；有的歷經曲折后終于進入良性循環，比如核電；有的雖有爭議，但的確在短期內實現了跨越式發展，比如高鐵。

　　高鐵是中國制造業“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代表作。高鐵的跨越式發展，得益于國內軌道交通行業此前的技術積累、強有力的單一引進主體、科研攻關的舉國體制，以及對龐大國內市場的成功利用。

　　此外，技術接收平臺、即南北車兩大央企的高比例研發投入也是關鍵。浙江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鄭剛在其論文中指出，日本和韓國每花1塊錢引進技術，就要花5-10塊錢消化吸收；中國以汽車工業為代表，在很長時間內，花1塊錢引進，只花7分錢消化吸收。但在發展高鐵時，這個比例達到了1：3，1塊錢引進，3塊錢消化吸收。到2011年，北車集團研發投入占營業收入的比重達到了5.1%，南車集團更是達到了5.6%。

　　但是，中國已找不到第二個行業來完整復制高鐵經驗，因為鐵路是中國最后一個政企合一行業， 在民用領域，鐵道部(現為中國鐵路總公司)是中國唯一的全行業單一設備(列車)采購主體。

　　因此，中國電信行業在移動通信標準制定上的翻身仗，對中國制造業其實更有借鑒意義。可以說，從2G到5G，中國企業在標準制定中從完全沒有發言權到主導者的蛻變之旅，體現了“政府引導、市場主導、企業為主體”的技術突破理想路徑。

　　中國自主3G標準TD-SCDMA在發展過程中也伴隨著巨大爭議，但事實證明，沒有3G的蹣跚學步，就沒有4G的積極主動和5G的主導地位，下游廠商也無法從無到有形成產業規模。

　　中國的電信和鐵路企業都有龐大國內市場可資利用，但電信和和鐵路的不同在于，中國電信市場早已是多家運營商競爭的格局，信息產業部雖然力挺國產標準，并強令實力最強的中國移動[微博]運營國產標準，但無法也從未打算用一個標準統一市場。國產標準必須面對主流標準的競爭，這倒逼相關企業(運營商+設備商)完善技術，建立產業聯盟。他們清楚，在強大的壓力下，如果自己是扶不起的阿斗，那政府早晚會放棄支持。

　　所以，在移動通信市場上，政府起了關鍵的啟動和引導作用，但市場規律也始終在發揮作用，并且歸根結底，企業是決定性的因素。

　　從1997年中國參與3G標準至今，18年來，多家中國電信設備商和運營商成長為行業排名前列的國際巨頭，其中華為中興等設備商的海外收入已經占到總收入的一半以上，在國際市場上，他們面對的是完全的市場競爭。

　　以營收計算，2012年起華為已是全球電信設備企業的第一名，其中70%以上來自國際市場，2014年，華為在利潤上也追上了自己的對標企業愛立信[微博]。這一成就彌足可貴，因為只在國內市場坐大而未經國際競爭歷練，就算不上真正的成功。

　　華為的成功源于持之以恒的技術投入，從創立之初起，華為就制定了研發投入不低于營收10%的制度。目前，華為全球17萬多名員工中有將近一半是研發人員，2014年，華為研發支出408億元，研發占比14.2%。

　　研發投入占企業營收的比例，被稱為企業研發強度。研究表明，研發強度小于1%，企業難以生存；達到2%，企業可以勉強維持；達到5%，企業競爭力方有保證。在主要發達國家，企業平均研發強度普遍在2%以上。其中日本3.57%(2009年)，美國2.93%(2007年)。

　　2011年，中國大中型工業企業(營收2000萬元以上)的研發強度僅為0.93%，設立研發機構的只占19.8%，這一數據說明，整體而言，中國企業尚未建立研發是生存之本的意識。

　　事實上，華為在中國企業中實在是鳳毛麟角。哪怕是與華為齊名的聯想集團[微博]，研發強度也只有一年達到2.6%，其余年份均低于1.9%。過去10年，聯想累計研發投入44.05億美元，尚不及華為去年一年的研發支出。

　　這很大程度上能夠解釋，為什么華為的路越走越寬，而聯想的日子卻越過越緊。聯想創始人柳傳志感慨說：“靠毛巾擰水擰出利潤是迫不得已，是掙扎，必須在關鍵領域有核心技術。”

　　華為的成功不僅來自技術突破，還來自企業管理水平的突破。華為2014年輪值CEO郭平曾在當年6月的一次演講中總結：華為之所以能從2005年之前的偶然性成功，到近年來的必然性成功，是因為華為自1999年起與IBM[微博]等頂級咨詢公司合作，耗資幾十億美元，系統引進了先進的管理軟件和管理方法，并恪守“先僵化、后優化、再固化”的管理變革指導思想。

　　這也能夠解釋，為何許多企業尤其央企，研發費用快速增長，但研發產出卻不能同步增長。

　　與企業研發強度相對應的是國家研發強度，這是指一國研發支出占該國GDP的比重。中國這一指標在過去十年有了長足進步，2013年首次突破2%，與多數發達國家差距已經不大。目前的問題，一是資金投入結構不合理，二是管理水平導致資金使用效率不高。

　　結構方面，目前企業研發投入占全社會研發投入的比重已超過3/4，但企業研發投入幾乎全部用于產品開發，用于基礎研究的只有3%(2011年)。但是，新技術、新工藝、新流程、新產品須在基礎研究儲備中提取“資本”，大部分難以解決的關鍵共性技術問題，往往都能在基礎研究領域找到答案。沒有基礎研究打底，開發層面也難有大的突破。

　　這一點直接體現在企業的專利擁有現狀上。中國的專利申請數量已有飛速增長，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數據，2012年，中國已超過美國，成為最大的專利申請國。但是，中國的專利以技術含量不高的實用新型專利和外觀設計專利為主。2012年末，中國發明有效專利占國內全部有效專利的比例僅為15.7%，世界排名前十位國家的平均水平為83.5%。

　　市場失靈本該由政府之手來矯正，但政府對基礎研究的投入恰恰不足。高校與科研院所所獲基礎研究經費在全社會R&D經費中的占比長期徘徊在5%左右，發達國家基本保持在10%以上，其中美國在18%左右，法國、瑞士等歐洲國家超過25%。

　　一個國家科學技術能力的形成是個長期積累的過程，歐美自文藝復興以來有近五百年的科學傳統，日本自1868年明治維新以來有近150年的科學傳統，這些傳統直接對應在了各國獲諾貝爾科學獎的人數上，反映了各國的科研實力。

　　自1901年頒發首屆諾貝爾獎至2014年，世界各國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物理、化學、生理學或醫學)的共有 588人，其中美國占45.4%，美英德法四國占75.5%。日本16人獲獎，和瑞典并列第五。

　　迄今為止，中國大陸尚無人獲得諾貝爾科學獎。

　　1960年代末，日本在二戰廢墟上重新崛起，并在大多數重要行業的技術水平上都趕上歐美，終于實現了百年來的夙愿。《中國制造2025》制定了到2049年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進入世界制造強國前列、建成全球領先的技術體系和產業體系的目標。站在歷史的維度，這個看似長遠的目標，其實是一個很高的要求，一個時間緊迫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