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進入高成本時代，首當其沖的影響，就是勞動力成本的不斷攀升。

　　改革開放以來的很長時間內，中國的勞動力工資在世界范圍內，在世人的印象中處于低端的水平。所以，中國對世界制造業資本有較大的吸引力，中國成為國際資本流動的洼地。外資和出口對中國快速增長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可以說，勞動力成本低是中國經濟的一大特色，勞動力紅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但是，近年來，這種狀況在悄悄地改變。

　　日資企業撤資的啟示

　　來自中國許多地區，這既包括東南沿海地區，也包括東北和中西部地區，種種跡象表明，利用外資的增長速度在下滑，部分國家外資在撤離，國內一些地區招商引資的難度在加大。表現最明顯的是日本企業的撤資。

　　日資企業大概2006年開始從中國大陸撤資。這其中有政治原因，如自從釣魚島問題出現后，日本一直都在尋找新興的市場代替中國，安倍首相打“安倍經濟學”牌，對外開展金錢外交，包括對印度及東南亞國家的訪問，簽署合作協議，為日資企業撤出中國遷入印度和東北亞國家提供平臺。當然也有中國國內民間反日的政治傾向，偶爾出現的抵制日貨的影響。

　　日資企業撤資，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經濟上，資本家們投資的著眼點在賺錢，他們有時候是不講政治的。全球性金融危機是日資企業撤資的重要誘因。金融危機使日本經濟陷入嚴重萎縮。日本經濟多年低迷，自1990年代后一直跌跌撞撞地增長。屋漏偏鋒連天雨。2008年金融危機，使日本經濟再次陷入泥潭，GDP一度出現過一個季度兩位數負增長的情況。國內經濟的不景氣直接影響到了日資海外公司的經營和生存。所以短時期內影響對中國的投資減少，出現資金回流。

　　其實，日資企業撤資，深層次的原因還是中國的勞動力成本提高。許多學者持這樣的觀點。東北財經大學副校長呂煒認為，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在全球范圍內雖然仍可歸為較低行列，但在亞洲范圍內已經不再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一些東南亞國家的勞動力成本已經低于中國。這些國家在吸引外資領域已經對中國展開強有力競爭，并獲得部分從中國撤資企業的投資。

　　筆者也是這樣認為，中國由于環境惡化與勞動力等原因，已不具備對外資的競爭優勢。日資企業撤資，一定程度上反應了國際產業轉移對勞動力成本的敏感性。20幾年前，日本企業把生產線轉到中國來，因為當時日本的勞動力成本是中國的20倍；那么為什么現在轉到東南亞和印度去？因為越南勞動力的工資水平是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1/3。顯而易見，由于勞動力成本的提高，中國市場對日本資本和其他國家資本已經不再像改革開放之初那樣有無可比擬且不可替代的吸引力。筆者幾年前到越南考察，從海防到河內大概100多公里的路程，公路兩邊分布幾十家日資企業。

　　事實上，韓資企業早在日資企業之前，就在山東等地出現大面積撤資現象。美資企業也在奧巴馬后期開始撤資的歷程，歐洲國家企業也步其后塵，開始向東南亞和印度轉移部分生產能力。2012年，耐克、阿迪達斯把在中國的部分工廠遷往東南亞曾經產生很大的新聞效應，更讓國人產生了許多擔憂。

　　不斷走高的工資水平

　　勞動力成本上升主要表現為工資提高，特別是農民工工資提高。近年來，中國職工工資水平經歷了一個大幅提升的過程。1995年我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為5348元，2001年為10834元，2011年為41799元，2011年數是1995年的7.82倍，是2001年的3.86倍，年均增長超過10%，高于同期物價增長速度。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的研究表明，2001-2010年全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從10834元提高到36539元，年均名義增速為14.6%，實際增速為12.4%。分產業來看，采礦業人均工資增速最高，年均實際增速為16.7%，平均工資從2001年的9541元提高到2010年的44196元；制造業人均工資從2001年的9891元提高到2010年的30916元，年均實際增速為11.1%，增速低于全國平均水平；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人均工資一直維持在高位，但年均實際增速略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為12.0%。第三產業人均工資從2001年的11894.4元提高到2010年的40738元，年均實際增速為12.8%，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同時，農業勞動力工資也快速上漲，小麥、大豆、稻谷、玉米雇工工資年均增長9%以上，蘋果雇工工資增速達到11.3%。

　　從2004年部分東南沿海地區開始出現的勞工荒的現象說明了勞動力資源的價格開始走高。2007年頒布的《勞動合同法》和2010年實施的《社會保險法》，提高了勞動者的權益，同時也進一步提高了勞動力成本。2011年全國共有24個省份調高了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為22%。到2013年初，全國各省份的最低工資標準如下表。不斷提升最低工資標準導致了勞動力成本的快速上升，企業的用工成本不斷提高。那么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幅度怎么樣？筆者粗略分析，勞動力成本每年大概上升10%-15%。

　　從“民工潮”到“民工荒”

　　分析當前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原因，不能不看中國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

　　上世紀90年代，每年春運前后有一個詞匯特別醒目，就是“民工潮”。而進入本世紀第一個十年的中期，一個新的截然不同的詞匯有出現了，那就是“民工荒”。報載，前年春節過后，溫州的服裝企業開工率不足40%，為什么？沒有工人！

　　一個新的時代到來了。一個經濟學術語在中國應驗了。

　　這個新的時代就是勞動力結構短缺時代到來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指出，中國經濟在“十二五”期間將發生資本和勞動力要素相對稀缺性變化，過去廉價的勞動力要素價格要上升。“用工荒”就證明了這一點。中華全國總工會研究室開展的企業用工情況近年調查發現，農村外出勞動力在東部地區的就業比重快速下降，技術工人供不應求，熟練工人普遍難招。勞動力供需區域失衡，直接導致東部沿海地區勞動力成本率先上升。

　　這個經濟學術語就是“劉易斯拐點”。“劉易斯拐點”出自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學者劉易斯的理論。即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是指隨著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逐步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逐漸減少，最終枯竭。劉易斯認為，在發展中國家的農村存在大量的富余勞動力，這些富余勞動力的邊際勞動生產率是零，這些富余勞動力從農村往城市轉移，從農業往工業轉移，不影響農業產出，因為邊際勞動力率是零。但是轉移到城市和工業以后產出是大于零，這樣隨著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鎮、向工業轉移的過程就是這個國家加速發展的過程。發展的動力就來自于城鎮化，來自于農村勞動力轉移。一旦這個經濟體農村富余勞動力到了臨界點，這個臨界點就是農村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開始大于城市或者工業勞動力的邊際生產力。確實，雖然我國勞動力資源非常豐富，但是從2004年部分東南沿海地區開始出現的勞工荒的現象說明了勞動力資源的價格開始走高，現在勞動力正逐步從無限供給向局部短缺轉變。現在，勞動力供大于求的狀況已不復存在，供求平衡點到來了。由于內需的迅速擴大，服務業的加速發展，城鎮化建設的不斷推進，中國的勞動力市場于在未來幾年左右將進入實質性短缺局面。

　　中國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色，就是老齡化。據預測，到2030年，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將占總人口的30%。聯合國測算，中國勞動力將于2017年進入負增長（人口于2032年進入負增長）。目前滿15周歲不到60周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是9億多，從2013年以后，我國的勞動力資源，適齡勞動人口在逐步下降。蔡昉等學者也認為，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已經顯著減慢。目前，城市所需勞動力數量主要依靠農村轉移勞動力滿足，而未來幾年，農村向外轉移的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將不足以補償城市的需要量。

　　市場微觀主體的反應

　　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對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和勞動力成本的提升反映特別敏感。

　　筆者春節期間和一位在一家民營企業打工的小伙子交談，他年齡不到30歲，來自遼東山區，在一家職業培訓學校學習兩年后，進入一家機加企業工作已有7年。一說到工資，他還是很滿足。他說，6年前剛進廠時，月收入是800多元，經過不斷加薪，目前已經上漲到2300元。年底公司還會根據工作表現發獎金，前年（2012年）拿到了5000元的年終獎，去年廠里經營形勢一般，也拿到了2400元。這樣一個典型的產業工人（不同于特種行業，沈陽有“金牌月嫂”，伺候月子，一個月可掙7000多元），一年收入也差不多達到3萬元。我們在這里給他算一算，這幾年工資年均增加超過10%。

　　當然，對于漲工資，處于不同的位置，感受是不一樣。那些中小微企業的廠長、經理們慨嘆，工資年年漲，雖然幅度不算大，但為了留住工人，不得不漲，細水長流，現在企業用工成本以每年10%的速度上升，不是什么發展的問題，而是生存壓力越來越大。對于那些“靠生產100雙襪子才能賺到1美元利潤”的低端制造業來說，加薪直接壓縮企業的利潤空間。勞動力成本上升對中國外向型經濟的影響更為直接。原材料價格和勞動力成本上升將制約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出口形勢不容樂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最近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接近八成企業經營者認為勞動力成本提升是未來企業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

　　政策變化也給企業帶來巨大壓力。《勞動法》實施了，職工的“五險一金”必須上，私營企業再也不能以試用期為借口逃避“五險一金”的約束。原先外來務工者不需要交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生育保險、工傷保險和失業保險，而本地職工大多參加本地的農村合作醫療保險，企業在這方面負擔并不算重。現在，要求企業必須為員工交納“五險”，這多出來的支出對于中小微企業來說，確實是一大筆負擔。

　　還有，一些企業老板反映，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不僅是工資的問題，還有很多隱形成本。有時候這些“勞動報酬”的作用不亞于工資。為了適應員工的要求，企業在對員工的教育、培訓以及企業文化建設等方面的投資也在增加。

　　勞動力成本上升是把“雙刃劍”

　　勞動力成本上升不是一個短期的、局部的現象，而是一個長期的、全局的現象。從一個長期的趨勢看，勞動力成本上升才剛剛開始。中國工人的小時工資卻只有美國的1/17。特別是養老金覆蓋率仍然很低，農民工常常被排除在養老體系之外。在發達國家認為理所當然的基本醫療保險等福利在中國通常很低。所以，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未來還有很大空間。

　　勞動力成本上升是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不能回避的階段，它對于經濟增長有雙重的作用。一方面，勞動力成本上升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更多的內在動力，有利于提高居民的工資性收入，居民腰包鼓起來了，就可以擴大消費，這是拉動內需的最根本途徑；有利于平衡收入水平，縮小貧富差距；有利于降低對低端產品出口和外國投資的過分依賴，促進經濟更快更好地轉型；有利于企業主動調整產業結構，增強自主創新能力。

　　但是，還有另一方面，勞動力成本上升也是一把“雙刃劍”。我們面臨著兩難選擇——加快創新步伐，促進結構調整，縮小貧富差距，增強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要求我們必須走出廉價勞動力時代；但勞動力成本提升又會一定程度上削弱產業和產品的競爭力，減少就業崗位，造成經濟增長滯緩，并形成經濟社會發展脫節。

　　對于勞動力成本上升的負面影響，我們必須給予高度重視，提早研究，抓緊制定應對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