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夕，李克強總理邀請一批民營企業家去中南海座談，強調“對民營企業家，政府不僅信任，還要依靠”。結合李總理最近推動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有些朋友認為，新一輪改革浪潮在即，民營企業的機會又來了。

　　我絲毫不懷疑李總理保障民營經濟的誠意，正如我絲毫不曾懷疑前任總理控制房價的決心。當然，一項政策宣示，要放在國家發展方向的大背景下，才能更好地領會。中國目前的大政走向，越來越像所謂“政左經右”路線：即一方面強化黨的領導，嚴厲控制輿論和限制政治民權，另一方面深化市場化改革，擴大民間的經濟權利。

　　我對政治早已興趣索然，也沒有選擇立場的沖動。純從可行性的意義上，我想討論的是：從世界范圍看，有沒有長期堅持政左經右路線、而在經濟上取得成功的國家？如果有，這種經濟形態下，民營企業家會面臨怎樣的形勢?

　　先看第一問。答案是“有！”，雖然的確寥寥無幾。拉美的若干國家在轉型期間，有過“強人政權+市場經濟”的嘗試，其中最有名的大概是智利的皮諾切特，這位獨裁者推翻了前總統阿連德的社會主義路線，鐵腕推行了市場經濟。當然，皮諾切特最終下場不佳，那是后話。而亞洲的一些國家和地區，也可算政左經右的成功案例，比如說曾長期處于殖民獨裁統治下的香港。其中最耀眼的明星可能是新加坡，它也被不少中國人視為樣板。

　　政左經右路線取得成功的國家和地區，在我看來，有一些很明顯的特征。比如說，它們幾乎都是在殖民地或某種程度的附庸國狀態下，取得經濟成就的。而它們的宗主國或控制國，都是老牌的、高度民主化的市場經濟國家。比如智利的皮諾切特，背后是美國扶持；韓國軍事政權期間有美國長期駐軍；而香港則被英國統治百年之久。這些地方本土政權雖然專制，其幕后操控者仍是一個市場傳統深厚的民主政體。相反，那些走了所謂獨立自主路線的強權政治國家，比如同為拉美國家的古巴和今日的委內瑞拉，其市場化水平就很低，經濟發展也嚴重受挫。

　　新加坡可能是這類國家中，唯一一個同時保持了政權高度獨立的。雖然新加坡獨立前也有被英國長期殖民的歷史，甚至英語都是其官方語言之一，上世紀90年代以后還允許美軍使用其基地，但60-80年代新加坡經濟起步騰飛時，卻是在李光耀先生治下，既做到了對內嚴厲的一黨長期執政，又對外堅持了新加坡的自主利益。或許因此，李光耀先生在中國有不少崇拜者，他們希望中國也能走新加坡的道路。

　　那么新加坡模式又有什么特點呢？其一就是經濟的高度外向性。新加坡經濟起飛，得益于其為亞太地區最重要的港口之一，依此發展成一個國際貿易和金融中心。因此新加坡或許政治上不是誰的附庸，經濟上至少在當初起步階段，卻是高度依賴外資和外商的。新加坡建立的一套符合國際規范的法治體系，最初動機恐怕也是為了滿足外資和外商的需要。

　　在起飛階段之后，新加坡的本土經濟實力有了很大增強。但這種增強并不均衡，國有企業以及國有關聯企業有壓倒性的優勢。IMF研究人員曾統計過新加坡的本土上市企業，按平均規模來說，國有企業是民營企業的10倍。國有資產管理集團淡馬錫控制的企業，一度占了新交所指數成分股總市值的一半左右。在利潤率、股價表現上，國有和國有關聯企業都全面壓倒了私人企業（民營企業）。可以說，新加坡私人企業的表現，和新加坡的經濟發達程度以及人均收入水平在世界上的排名是完全不相稱的。事實上，新加坡上市公司中，最大的私人企業可能是中國大陸人去新加坡創辦的一家地產集團，而其業務主體還是在中國大陸的。

　　這樣總結一下就是，迄今為止世界上實行政左經右路線的國家和地區，若想取得成功，要么自甘為西方老牌市場國家的附庸或殖民地，要么嚴重依賴國有企業和外資而給本土民營企業留下較少的發展空間。也就是說，這三個目標──政左經右，獨立自主，以及發展本土民營經濟──是無法同時實現的。這里有沒有什么深刻的原因或規律？我不是政治學者，不敢妄下結論。僅僅是為大家指出這個現象而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