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貨幣政策從緊、通脹預期高漲的雙重壓力之下，原本就“很差錢”的中小企業受到的影響進一步加深。為解決當前的這種困難，近日有媒體透露，不出意外的話，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專門針對中小企業以及非公有制經濟的國家級工作會議，將于9月正式召開。同時，一個正部級管理機構或國務院層面的跨部門協調機制，也在醞釀之中。

       如果此消息屬實的話，無疑具有著非同尋常的積極意義。首先，從我國整個經濟發展結構而言，體現出目前非公經濟對促進整體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同時，通過外部增量的改革，為進一步推動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提供基礎。其次，這也是為進一步推動非公經濟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不僅對進一步規范我國中小企業的發展有著積極作用，而且使得我國經濟的結構性失衡得到一個扭轉。

　　可以看到，經過改革開放30年的發展，中小企業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中一支不容忽視的力量。數據顯示，目前中國的中小企業已逾1億戶，占中國企業總數的99%，創造的最終產品和服務產值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60%，上繳稅收接近國家稅收總額的50%，集中了80%以上的城鎮就業崗位。吸納了50%以上的國有企業下崗人員、70%以上新增就業人員、70%以上農村轉移勞動力。

　　然而，一方面強調中小企業為我國的經濟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另一方面卻由于體制因素一直在夾縫中生存。如果說過去國內外環境的制約因素相對寬松，中小企業能夠利用一些體制上的模糊獲得效益，那么今天的環境已經讓大量靠傳統手段發展的中小企業已經沒有多少可選擇的出路。尤其是在原有融資難的體制下，資源稀缺以及人工成本的壓力下，這個矛盾使得必須改變以往各自為政、條塊分割的應對模式，從全國經濟產業結構的大局來解決中小企業發展的問題。

　　由于我國的中小企業絕大多數都是民營企業，因此這個問題的實質就是如何看待非公經濟發展的問題。不可否認，針對中小企業發展的支持鼓勵政策已經出臺不少，而且針對非公經濟發展的政策也已經很系統，2005年，中央政府多部委聯合出臺“非公經濟36條”，在這份被外界視作是“民營經濟憲法”的文件中，首次提出了民營經濟在行業準入方面“非禁即入”的原則，即除去法律中明確禁止民營資本進入的投資領域之外，民營資本都可以進入，相關部門不得以任何理由設置障礙。2011年，中央政府再次《國務院關于進一步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若干意見》，再次重申了2005年非公經濟36條的原則，并進行了細化，但至今該項條例仍未見有明顯而具體的落實。

　　由此可見，進一步從國家層面來解決整個中小企業的發展問題，尤其是深層次確立非公經濟發展的定位問題，不僅是為解決目前的企業融資等發展問題，而且從我國的經濟發展戰略上而言也是具有積極的意義。特別是在當前應對金融危機、美債危機、擴大內需、增加就業、促進經濟增長的情況下，大力支持中小企業發展更具有重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