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不會重復，卻會押韻。”美國作家馬克·吐溫的這句話，竟然也適用于人民幣匯率問題。

　　人民幣升值加速，正不斷刷出新高。3月22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連續第四個交易日升值，并首次攻破6.56關口，報6.5592，創匯改以來新高。僅經過兩天短暫的停歇，這一紀錄在3月25日再次被刷新，當天人民幣對美元的中間價創下了自匯改以來的新紀錄，達到6.5580。這還遠沒結束，年度升值最低5%的猜測正盛傳。

　　由于以美國為首國家的頻繁施壓，以往的人民幣升值更多的是被動，這一次有什么不同？

　　中國外交部3月22日表示，3月31日在南京召開的20國集團(G20)會議是非正式的學術研討會，不會討論人民幣匯率。在此基調下，今年外界對于人民幣升值的噪音似乎有所減少。

　　如此看來，最大的不同是人民幣升值這一次在變被動為主動，使命就是作為抑制通脹的殺手锏。連美國財長蓋特納都承認，中國正飽受通脹之憂。

　　國家發改委體改司副司長宋葛龍近日在談到人民幣匯率問題時稱，我們不僅要考慮貿易戰略，還要考慮金融戰略和國家戰略。央行副行長易綱3月23日表態“會用所有可能的政策工具對抗通脹”，更是作了注腳。

　　“目前中國面臨的通脹壓力比較復雜，人民幣升值也是應對輸入性通脹壓力的強有力工具。”中國社科院世經所研究員張明對《華夏時報》記者稱。

　　此前，為了抑制通脹，央票成本正日益高昂，加息亦顧慮重重，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更是已達20%的歷史高點，包括一季度罕見出現逆差，從而使慣用的手段顯得處處捉襟見肘。匯率工具適時派上了用場。

　　官員表態的暗示

　　匯率問題是個國際間共同上演的傳統劇目，如今卻有了新版本。首先上演的是一出“烏龍戲”。

　　3月15日，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夏斌被媒體報道稱，他認為“在匯率小幅波動和逐步擴大浮動區間的過程中，視經濟發展動態，不排除在必要時，選擇較大幅度的、一次性的匯率調整”。

　　消息一出，立刻掀起軒然大波。夏斌緊急澄清，第一時間在其微博中表示該報道是對他新書中的觀點的“誤讀”。不過，無論誰是誰非，整個過程卻讓市場讀出很多余味。

　　夏斌提到的新書中寫道，中國在轉軌時期的匯率制度設計，需要把握好的其中一方面是，要確立一定時期的中心匯率，但可以不公開。同時，官方根據經濟及金融發展狀況，可適時、主動進行若干一次性的調整，也可分解在緩慢的波動中。一切視市場狀況酌情而定。

　　故事并未結束，接著就是一幕幕“連續劇”。

　　前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中國社科院世經所所長余永定3月19日又公開指出，央行應該盡量減少外匯市場的干預，才能減輕購買美國國債的壓力；如果因此可能會導致人民幣升值，那么就需要做好充足準備，采取與以往不同的政策措施，使匯率自由化步伐加快。

　　早前，央行貨幣政策二司司長李波也表示，若央行不購買外匯，人民幣將會大幅升值。他預計十二五期間人民幣匯率會接近均衡，大約在5-6之間。

　　上述幾出劇目若只是楔子，央行副行長易綱的表態或許意味著直入主題。據港媒報道，3月23日易綱在香港表示，央行今年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對抗通脹，維持物價穩定；因此，所有可能的政策工具，包括利率、匯率、存款準備金率以及公開市場操作等手段都在考慮之列。

　　攘外還是安內？

　　匯率工具成了抑通脹的工具。慣性思維下，問題來了。

　　在以往認識中，人民幣升值更多的是迫于外界的壓力。自2003年以來，匯率問題一直成為西方各國指責的主要目標，不斷向中國施壓。2005年的匯改及人民幣不斷升值使得這種指責暫時停歇，但金融危機后，壓力卷土重來。2010年3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呼吁中國應進一步向“以市場為導向的匯率”機制過渡，隨后百名美國國會議員聯署指責中國政府對貨幣市場的干預。

　　“中國一直受到來自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要求人民幣進一步升值的壓力。”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黃益平在接受《華夏時報》采訪時稱。

　　不過有市場分析人士接受記者采訪時分析，今年以來，類似壓力有所減緩，當然這不排除人民幣一直在升值堵住了嘴。更多的觀點把人民幣升值目的分析為是“安內”。

　　黃益平認為，央行于去年6月份宣布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之后，人民幣兌美元已累計升值3.7%。這表明央行正在使用“緊縮貨幣匯率升值外匯管制”的組合手段，以降低國內通脹和資產泡沫風險。

　　3月14日，溫家寶總理在中外記者見面會上表示，中國將繼續堅持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不動搖。將根據市場需求的變化，進一步加大人民幣浮動的彈性。但同時，“也必須考慮這種升值還是漸進的，因為它關系到企業的承受能力和就業，我們要保持整個社會的穩定”。

　　5年前的同一天，溫家寶總理也說過，利用行政手段、一次性地使人民幣或升或降的事情不會再發生了，也不會再發生出其不意的事情了。

　　宏觀經濟形勢卻與五年前不盡相同，通脹儼然已成為目前揮之不去的夢魘。數據顯示，從2009年年中至今，無論是總的CPI或是扣除食品價格的核心CPI都呈現持續上升的態勢。今年1、2月的CPI指數維持4.9%高位。

　　事實上，為了抑制通脹，近期已打出了政策組合拳，但常規手段的操作空間已經受阻，調控瓶頸也越來越明顯。

　　一季度還未完，存款準備金率已經上調了三次，最新一次在3月18日，這也是去年以來的第九次連續上調，不考慮差別存款準備金的情況下，大型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率達到20%的歷史新高點，距25%的理論空間僅剩5個百分點。

　　票據手段也已漸入瓶頸，摩根大通的報告指出，央行票據將在短期內大量到期，3月剩余時間內到期總額為2300億元，4月和5月達8550億元。因此，盡管在宏觀經濟方面M2貨幣供應增長顯著放緩，預期三四月仍面臨回收流動性的問題。

　　據了解，從2003年4月以來，央行發行票據進行對沖操作已經持續了整整八年，“所有這些操作都有成本，對存款準備金和票據都要付息。我們要考慮這樣下去的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有多大。”易綱今年2月在北京大學如此說。

　　選擇加息，似乎牽涉面更廣。張明分析稱，目前中國面臨的通脹壓力既有經濟過熱、貨幣超發等需求層面的因素，也有糧食供給短缺預期、輸入性通脹等供給層面的因素，是否連續加息陷入兩難。

　　抑通脹殺手锏

　　在人民幣升值的既定趨勢下，化被動為主動，或許效果更佳。

　　張明認為，應提高人民幣匯率調整的主動性與靈活性，以管理輸入性通脹壓力與促進資源有效配置，同時盡量避免在周期性外部壓力下被動升值的局面。

　　如今，全球大宗商品怎一個“漲”字了得，輸入性通脹壓力陡增：2010年6月底至2011年2月底，布倫特原油現貨價格漲幅為49%；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大豆(4503,44.00,0.99%)與玉米(2402,2.00,0.08%)1個月期貨漲幅分別為40%與75%；倫敦金屬交易所的銅價(72200,-280.00,-0.39%)漲幅為51%……而目前中東動蕩的局勢，又為大宗商品增添了不確定性。

　　摩根大通的報告稱，人民幣升值將帶來中國境內貨幣供應量的下降，進而控制通脹以及通脹預期。摩根大通預測，5%左右的人民幣升值將導致廣義貨幣供應量下降6.4%，也將從很大程度上遏制通脹上升的動力。

　　人民幣加快升值，除了可以緩解輸入性通脹壓力，對困擾多年的貿易順差問題也有“療效”。

　　央行貨幣政策司司長張曉慧3月24日最新撰文指出，國際收支順差使中央銀行不斷被動購入外匯、吐出過量的人民幣基礎貨幣，并直接增加貨幣供應，從而形成流動性過剩的壓力。

　　“貿易順差過大是通脹的源頭。”易綱在2月底北大的“CMRC中國經濟觀察”報告會上說。這個觀點遭到了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微博 專欄)的反對：至少就近兩年而言，貿易順差不僅談不上是通脹輸入的主要源泉，其在輸入性通貨膨脹中所占份額還在持續下降。

　　國家信息研究院研究員王敏認為，如果人民幣不能持續升值，大規模的進口將帶來更加嚴重的國內通脹的問題，人民幣逐步升值也符合中國的政策取向。

　　外貿數據顯示，今年2月份已經出現了73億美元的貿易逆差，而整個一季度逆差已基本成定局。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左小蕾(專欄)向記者指出，2011年順差減小會成常態，

　　業內人士分析認為，盡管短期內貿易逆差可在某種程度上緩解針對人民幣升值的外部壓力，但不斷攀升的商品價格使得人民幣升值仍是今年控制通貨膨脹的重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