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昨日《人民日報》報道，審計署日前發布審計調查結果稱，歷經6年時間，投入資金910億元，我國“三河三湖”水污染防治雖然取得一定成效，但整體水質依然較差，像巢湖、太湖、滇池的平均水質仍為Ⅴ類或劣Ⅴ類。
　　
　　面對人力、財力、物力的巨大投入與水污染治理的成效間的巨大反差，受到了社會各方的質疑，治理過程中存在的各種問題也逐漸浮出水面。新聞指出，一些地方的“環保投入”更像一個個“形象工程”，不僅導致環保投入“無底洞”深不可測，甚至造成環境破壞。審計署調查也發現，5億多元的水污染防治資金被挪作他用、虛報多領，36億多元的污水處理費及排污費被少征、挪用和截留，涉及水污染防治項目資產閑置的問題金額超過8億元，有206座污水處理廠實際處理污水能力達不到設計要求。
　　
　　這樣的狀況表明，投入巨大、收效不佳，成為了我國目前的環境治理上最嚴峻的現實。在為工業化、城市化的急進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之后，我們在人與自然，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上的觀念和意識上已經發生了重大轉向，科學發展、以人為本成為了第一位的國家訴求，無論在政府還是民眾層面，“保護環境、人人有責”，以GDP衡量經濟發展不夠科學已成常識。與此同時，伴隨國家財力的強大，所謂觀念落后，投入不足，不再是環境治理上的主要矛盾，投入與成效之間的巨大斷裂直接表現為治理理念與治理實踐之間的巨大斷裂。
　　
　　在這種斷裂后面，水污染不只是一個技術問題，也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是地方的發展路徑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回顧近年來各地發生的水污染事件，一個并不罕見的現象是，在很多地方，為了確保GDP的高增長，一些明顯不合環保要求的甚至屬嚴重污染的企業依然能夠受到地方政府部門的保護，利稅大戶對GDP數字增長的貢獻依然重于一切。而地方過于追求GDP的強大慣性，則是現在的干部考核機制決定的，只要官員的升遷路徑依然沿著既定軌道，作為公地的環境和生態保護工程和措施都會在GDP的驅動之下大打折扣，甚至化為無形。
　　
　　需要指出的，所有的環境治理投入都屬于公共財政范疇。現代社會的政治邏輯，政府作為環境治理的主體，應當對公共財政投入后的產出負起責任，將納稅人的基本權利落到實處。這要求我們在轉型社會固有的尖銳矛盾和改革衍生的復雜利益格局中，從根本上將“告別GDP崇拜”從口號落到地方治理的實處。這個核心問題不解決，中國水污染問題不可能真正解決。對水污染再重視，投入的資金再多，水治理方法和技術再推陳出新，都無異于揚湯止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