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論國慶黃金周最火的熱詞，“稅”當之無愧。

       10月3日，范冰冰“陰陽合同”涉稅問題有了最終處理結果，引發民眾高度關注；更為牽動人心的則是事關個人和企業稅賦的問題。10月7日，財政部部長劉昆在接受采訪時，明確提出“還在研究更大規模的減稅、更加明顯的降費措施”；10月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了完善出口退稅政策加快退稅進度的措施。

       不過，值得細究的是，關注之外，大家的期待似乎卻并不高。尤其是今年一季度以及上半年的稅收高速增長，使得減稅額度與民眾預期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脫節，各界對于減稅的“獲得感”有所折扣。

       早在今年年初，《政府工作報告》確定了規模達1.1萬億元的減稅降費目標，按照目前已經出臺的減稅措施，實際的減稅額度可能超過1.3萬億。可見，中央減稅的力度和決心是十分明顯的。

       那么，究竟應該怎樣減稅？什么環節和力度的減稅，才能稱之為“大規模減稅”？ 如何在既定減稅額度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發揮減稅對實體經濟的刺激作用？今天我們依然請到了財稅專家、上海財經大學范子英教授為我們解讀。雖然本文專業性相對強，可能不如一般文章易讀，但相信讀罷可以對稅制調整的考量和挑戰，有更直觀的認識。

       降稅率

       從中國現階段的國情來看，企業稅占到中國總稅收的90%，因此，減稅也一定是以降低企業稅負為主要方向。因為它一方面可以有效降低宏觀稅負，另一方面也能夠有助于對沖中美貿易戰的負面影響。

       在稅種層面，減稅的主要方向則應該為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這兩個稅種占全部稅收的62%，只有此二者下降了，才能夠稱得上“大規模減稅”。

       具體怎么實施？

       最簡單的方案無疑是降稅率，操作層面最容易，減收效應也最明顯。今年5月1日，增值稅的基準稅率由17%降到16%，11%檔的稅率降到10%。因此，新一輪的“大規模減稅”不可避免會涉及到基準稅率的下調，當然，還有稅率并檔。

       如何理解這個稅率并檔？

       這得從2012年的多檔稅率談起。眾所周知，此前，服務業的營業稅往往是3%或者5%的低稅率，如果要轉變為增值稅稅制，則可能帶來較大的稅負波動。為了更好地進行過渡，于是在原有增值稅17%稅率之下，新設一些較低的稅率，這樣一來，就出現了11%和6%兩檔，即多檔稅率。

       但是，多檔稅率也帶來了行業間增值稅稅負的不公平。 由于中國的增值稅采用的是“扣稅法”，也就是銷項減進項，假設一個100萬的商品從6%稅率行業流向17%稅率行業，那么6%稅率行業只需要開出6萬（100萬*6%）的稅票，亦即17%稅率行業的進項稅。但對于17%稅率行業來說，如果商品售價200萬，他的銷項稅為34萬（200萬*17%）的銷項稅，最終繳納增值稅額為28萬（34萬—6萬）。

       但問題是，其實際增加值只有100萬，如果以此來計算，17%行業所需繳納稅額只有17萬，上游少繳納的11萬增值稅，全部由下游行業給補交了。這樣就產生了很大程度上的不合理。因此，這一輪的增值稅稅率下降，高稅率檔次的下降幅度要超過低稅率檔次，以緩解稅負的不合理分布。

       例如，增值稅基準稅率由16%降到14%，10%稅率降到9%，6%稅率不變。

       另一個需要調整稅率的是企業所得稅。

       自2007年設置25%的基準稅率以來，企業所得稅就沒有對稅率做過調整。當年的稅率設定，是考慮到全世界159個國家的平均稅率為28.6%，我們設定在25%是有一定競爭力的。但問題是，十多年來，形勢一直再變化。事實上，很多國家都對企業所得稅稅率進行了下調，美國在2017年將企業所得稅稅率下降至21%，新形勢下的中國所得稅稅率反而沒有優勢了。

       因此，我國企業所得稅的基準稅率，可以下調至22%左右。

       改稅制

       任何時代的減稅，都是與政策目標緊密關聯的。雖然降稅率能夠減稅，但卻不一定與當下的目標完全吻合。

       如果我們的目的是刺激消費，那么降低增值稅稅率當然很有用。增值稅屬于環環抵扣、層層轉嫁，最后是把稅收附加在商品價格上。在理想的情況下，降低增值稅稅率，會相應降低最終消費品的價格，從而刺激消費需求，增加內需。

       但是如果目的是為了促進企業經營狀況，降低企業所得稅率卻不一定有預期效果。在宏觀經濟未明顯回暖的時候，只有那些經營狀況好的企業，才會有較多的稅前利潤；而真正需要幫助的企業，利潤水平非常低下，甚至多年虧損，這些企業在25%的稅率時是不交稅的，即使稅率下降了，他們的企業所得稅也是很少，由此的減稅效應也就很小了。

       進一步說，如果“大規模減稅”與提振實體經濟活力相關，那么，我們就需要在稅制的完善上做更多的拓展。換言之，除去降低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還要改革稅制。

       首先是可以允許企業向前結轉虧損。企業的經營肯定是有虧有盈的，盈利年份繳納所得稅，如果虧損了，按照我國現有的稅法，企業可以將虧損結轉到以后5年內使用。但是，不允許企業向前結轉，也就是不能把之前年份以及繳納的企業所得稅退回。

       但是其他很多國家則不然，不少國家都允許同時向前和向后結轉虧損，只是在結轉年限上做一些規定。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就是給經營困難企業的一種補貼，有助于企業渡過難關。

       其次是要擴大留抵稅額退稅的范圍。所謂留抵稅，就是指當月購進貨物多，進項稅也就多，庫存商品也就多。如果當期進項大于銷項，就會出現留抵稅金，同時也會有相應多的庫存商品。

       企業繳納的增值稅，是銷項稅減去進項稅，當銷項稅小于進項稅時，就產生了留抵稅額的問題，也就是說企業當年用不完的進項稅，是允許企業在往后的年度內使用的。這等價于企業向政府提供了一筆無息貸款，在實體經濟融資困難時，加重了企業的融資負擔。2018年，財政部對裝備制造等先進制造業、研發等現代服務業和電網企業開展了退還留抵稅額的政策，取得了良好效果，說明這種政策是有積極作用的。

       最后是開展一些刺激企業投資的稅收政策。

       2014年，相關部門針對部分行業推出了固定資產加速折舊政策，2018年進一步加大了該政策的力度，但是從實施效果來看并不明顯。一個主要原因是，企業在經濟低迷階段的投資需求是非常少的，同時很多企業的稅前利潤本來就不多，固定資產折舊僅僅是降低當年的稅前利潤，對一些民營制造業企業來說，這個政策在經濟低迷階段還用不上。

       考慮到大多數企業都繳納增值稅，可以將所得稅的加計扣除政策，借鑒到增值稅稅制。為了提振企業的投資，特別是民營企業投資，可以允許企業對購進固定資產的進項稅進行加計扣除，這等價于給那些投資的企業一筆定向補貼，激勵企業增加投資，從而提升經濟活力。

       防風險

       減稅是有風險的，很多情況下，這種風險還是非常大的。試想一下，如果“大規模減稅”帶來的是“大規模減收”，同時實體經濟又沒有明顯回暖，“大規模減稅”有可能使得中國經濟陷入更為尷尬的境地。因此，做好防風險的預案是非常關鍵的。

       首先是國家財政收入的大幅下降。“大規模減稅”要求瞄向最主要的稅種，因此減收是必然的結果，如果大幅度下調稅率，再疊加了宏觀經濟形勢的新變化，例如PPI（生產價格指數）的下降，那么減收效應是會成倍放大的。

       如果減收的幅度足夠大，就需要配合債務發行來填補財力空缺，這樣很可能突破現有3%的赤字率，考慮到中國的實際赤字率水平可能更高，不可避免地會增加財政的債務風險。

       其次是部分地區的財政困難加劇。減稅的減收效應，在國家加總層面一般不會非常嚴重，但是一旦落實到某個具體地方，則可能表現的完全不同。同一種減稅政策，一些地區可能受影響較小，必然會有一些地方受到非常大的沖擊。

       因此，“大規模減稅”的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在于部分地區的財政困難會加劇，如果地方收支缺口長時間得不到緩解，那么就會影響地方政府的正常運行，例如影響機關、事業單位人員工資發放。因此，中央財政需要對這些特殊地區的特定風險做好預案。

       第三種風險是地方政府的策略性行為。“大規模減稅”是指向某些特定稅種，而這些稅種的收入往往又是在不同政府層級間共享的，例如目前的增值稅收入中，中央和地方各占50%，國家層面的減稅政策會直接影響到地方收入，地方政府的激勵和行為會相應發生變化，其中一種可能性就是加大征收力度，或者逐步清理原有的稅收優惠，這些策略性行為會在很大程度上對沖“大規模減稅”。

       說到底，減稅不僅是降稅率，更是一項值得細琢磨的“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