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走向低稅模式，應該說基本上已經是個定數。面對美國的稅改動向，中國政府應該積極考慮如何轉向低稅模式，以應對即將到來的全球稅收革命。 　　目前全球化與去全球化勢頭并存，外貿形勢不容樂觀。然而一些貿易摩擦并不能阻擋全球化的總體步伐。
　　在外貿領域，中國的中小企業面臨著參與國際貿易的“范式轉換”，它們面對著三種外貿模式選擇：傳統外貿，即“外貿1.0”，主要利用傳統線下外貿；舊式的外貿電商平臺模式，即“外貿2.0”，利用線上供求信息平臺，未利用大數據支持；新式的外貿電商平臺模式，即“外貿3.0”，或稱為“新外貿”，利用線上供求信息平臺，同時利用大數據支持，營造全球貿易大生態。
　　2016年杭州G20峰會前夕，“二十國集團工商界活動”（B20）發布了《B20政策建議報告》，其中建議之一是，G20建立促進跨境電商領域公私對話的世界電子貿易平臺（eWTP）”。eWTP最早由馬云在同年3月博鰲論壇上提出。特朗普與馬云見面時曾重點交談了如何幫助美國中小企業以及美國農民，通過阿里巴巴的平臺觸達中國以及更多國家的市場和消費者。
　　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大量中小企業正在選擇擁抱新經濟、新機遇與新外貿。

　　1．外貿形勢不容樂觀
　　2016年幾乎是全球外貿最糟糕的一年。有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10月全球貿易總量較前一月下降了1.1%，9月的數據也由此前的下降0.4%修正為下降0.5%。世界貿易組織（WTO）預測，2016年的全球貿易增速預計為1.7%，為近七年來最緩慢增長。
　　中國也同樣無法保持一枝獨秀。據海關統計，2016年，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24.33萬億元，比2015年下降0.9%。其中，出口13.84萬億元，下降2%；進口10.49萬億元，增長0.6%；貿易順差3.35萬億元，收窄9.1%。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給中國的未來外貿帶來一些不確定因素。他在一次競選演講中曾經表示，對中國商品征收45%的關稅。他也曾經提出，要把美國當前高達35%的企業所得稅下調到15%，同時要懲罰那些向海外轉移就業機會的美國公司。
　　由于美國政府對企業只征收企業所得稅，這意味著美國企業只要虧損就不需要納稅。而中國企業即便虧損還要繳納大量的稅費。美國由此會成為一個適合于投資或者“再制造業化”的低稅模式國家，這將由此引發一場全球的稅收革命。
　　對于中國外貿企業來說，這也將帶來巨大的變數。美國走向低稅模式，應該說基本上已經是個定數。面對美國的稅改動向，中國政府應該積極考慮如何轉向低稅模式，以應對即將到來的全球稅收革命。

　　2．全球化與新經濟帶來新機遇
　　中美兩國目前引領著新經濟，同時也引領全球化。在諸多互聯網公司當中，雖然美國蘋果、谷歌和臉書等公司仍然是全球領導者，但中國的互聯網公司，如百度、阿里與騰訊（即“BAT”），已經在一些領域實現全球領先。在互聯網金融領域，中美也引領全球，阿里螞蟻金服旗下的支付寶在全國的擴展勢不可擋，而余額寶的橫空出世之年2013年被業界稱為中國互聯網金融的元年。
　　無論中美之間存在哪些對話和政策障礙、意氣之爭甚至制度競爭，均阻擋不了全球化。而且，像稅制競爭這樣的制度競爭，最終仍會成為重要的全球化推手。
　　在外貿領域，中國的中小企業在全球化與去全球化并存的格局中既面臨著挑戰，也面臨著較大的機遇：
　　一是中國存在著“巨國效應”。中國的13多億人口形成一個巨大的市場。正如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述，分工受市場范圍的影響。中國擁有39個工業大類，191個中類，525個小類，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從而形成了一個舉世無雙、行業齊全的工業體系。
　　近40年的中國改革開放，推動中國成為一大全球制造業中心，形成了巨量的工程人員、技術人員與熟練工人。中國目前也是每年全球專利數量全球第一的國家。中國的企業很容易在選擇內貿和外貿上做出平衡，更容易兼顧兩者，更容易利用國內的分工服務于國際市場。
　　二是人們往往只注意到中國外貿依存度高，但沒有看到中國外貿的另外一個重要特點，即其集中度低，平均貿易距離遠。在全球主要貿易國中，和中國一樣具有該項特征的基本上是美國、印度、日本這樣的凈進口國。
　　出口貿易集中度低，體現為商品較分散地出口到各個國家而并非集中到某幾個國家，說明中國外貿總體性風險低而騰挪空間大，雖然與歐美等發達國家外貿額下降，但是與西亞、東盟、非洲和南美的貿易空間在擴大。
　　三是從外貿主體的結構上來說，民營經濟在中國外貿中所占的份額越來越大，意味著外貿企業的總體活力越來越大。2015年民營經濟的出口額超過了國內外企，占比為45.2%，成為外貿份額最大的主體。而國有外貿企業或者仍然握有壟斷資源，或者著力于進口高精尖，外貿占比逐年下降。外資出口企業大多以加工貿易為主，處在全球價值鏈的低端，這部分貿易份額的下降是利大于弊的。
　　此外，按照“新新貿易理論”，高生產率的企業更能夠得到足夠利潤，更能負擔出口所需要的高額固定成本，從事外貿的企業在效率和盈利能力上普遍高于內貿企業。那么，民營經濟作為外貿主體就會在創新意識、盈利能力和商業能力上提高中國外貿的層次。
　　四是人民幣貶值有利于中國外貿企業的出口。國內對人民幣貶值的預期基本上一致，加上美元的相對走強，出口企業將更有價格競爭力。
　　五是移動互聯和大數據技術重塑全球商業形態，中美兩國在利用移動互聯和大數據方面處于全球領先地位，移動互聯技術與中國外貿的結合足以抵消全球經濟不振帶來的不利影響。

　　3．新外貿模式PK舊外貿模式
　　盡管中國外貿集中度低，平均貿易距離遠，外貿企業騰挪空間大，但是，借助傳統外貿模式（外貿1.0）是難以充分利用這一機遇。這是因為在傳統的工業時代，是大公司從事跨國貿易，并利用集裝箱等大物流完成貨物的交接。
　　傳統外貿模式利用上述機遇的制度交易成本太高，它們包括：搜尋商品信息與交易對象信息的成本（搜尋成本），取得交易對象信息與和交易對象進行信息交換所需的成本（信息成本），針對契約、價格、品質討價還價的成本（議價成本），進行相關決策與簽訂契約所需的內部成本（決策成本），以及監督交易進行的成本（監督成本）。
　　目前數家外貿電商平臺正在引領“互聯網+外貿”，它們包括中國制造網、環球資源和阿里巴巴國際站等等。它們所面對的機會和挑戰各不一樣。這些外貿電商平臺實際上意味著工商界企業家自身自組織推進全球化。
　　這種全球化幾乎看不到盡頭，總體上應該風光無限。這些外貿電商平臺都是創新型的外貿商業模式，平臺公司建立和維護跨境互聯網平臺，將其作為外貿交易的媒介，以扁平化方式對接供需雙方的供求信息，匹配雙方的供求。
　　這些跨境貿易電商平臺正在深刻地重塑中國的對外貿易領域。20世紀末期，外貿商電子商務平臺才在中國起步，最早的跨境電子商務平臺更接近于“外貿企業黃頁”，為中小出口企業提供信息展示和基本的交易咨詢服務。隨后，跨境電商的業態開始豐富起來，從最早的生產和批發端（B2B）擴展到零售端（B2C、C2C），從基本的信息咨詢平臺擴展為線上交易平臺，從為國內出口企業服務擴展到為全球進出口商服務。
　　在中國國內跨境電商平臺當中，日益發揮引領作用的是阿里巴巴國際站。國內的消費者往往只知道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寶，卻不知道阿里巴巴國際站，阿里巴巴國際站作為外貿商B2B平臺被阿里人定位為網上絲綢之路。
　　中國貿易的平均貿易距離遠，僅僅略次于美國的貿易距離，這說明中國外貿頻率高，凝結在長距離外貿當中的交易成本也高，而新經濟正好能夠大幅度縮減交易費用。但是，舊式跨境電商模式（外貿2.0）作為普通的“互聯網+外貿”模式，主要依托把線下搜索擴展到線上平臺，不沉淀交易數據，不利用大數據匹配供求，也不足以充分利用上述機遇。
　　外貿模式之間的競爭是嚴酷的。傳統外貿模式和舊式跨境電商模式作為“外貿1.0”和“外貿2.0”，為中國的外貿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已經成為“舊外貿”，不足以應對和利用新的挑戰、新的機遇。
　　阿里巴巴外貿電商平臺有別于其它現有跨境電商平臺，被稱為“新外貿”或“外貿3.0”。阿里巴巴外貿電商平臺致力于打造基于全球貿易大數據、云服務和大生態的電商平臺，引入“一達通”進出口流程外包服務平臺，以提供一站式的通關、結匯、退稅、物流、金融等外貿交易中所需的進出口環節服務，滿足進出口企業的外貿服務需求。
　　阿里巴巴國際站利用“一達通”提供一站式進出口環節服務；借助“一達通”來沉淀出口訂單交易數據，形成大數據，提升供求雙方信用額度，利用大數據促成外貿供求的匹配，反哺供應商得到更多信任和更多訂單；“一達通”利用“一拍檔”等組織創新來營造服務于加入阿里巴巴國際站的中小外貿企業的“生態圈”。
　　“一拍檔”是“一達通”創建的新型外貿服務合作伙伴模式。“一達通”作為阿里巴巴外貿綜合服務平臺引入各類本地化外貿服務企業（如貨代、進出口代理、報關行、財稅公司等）成為“一達通”緊密的合作伙伴，形成中小外貿企業服務的“生態圈”，為中小外貿企業提供完整的本地化、個性化的低成本出口流程綜合服務，降低企業人力和資金成本，打造一站式整體服務和解決方案。
　　同時，利用阿里“信保”即信用擔保交易服務，保障貨款得到及時支付或者賠付。阿里“信保”是阿里巴巴向用戶（包含買家與賣家）開放的基于商業信用基礎上的特色交易方式，用戶可通過開通相應授信方的服務（包括但不限于“信任付”、“誠e賒”等）而進行信用擔保交易。
　　在交易過程中，買家可使用通過接受擔保交易服務而獲得的信用額度先行支付，授信方或授信方所引入的合作伙伴將根據服務約定的條件，對買家的應付款義務履行提供保障，并在買家到期未履行其應付款義務時直接向賣家執行賠付，以保障賣家如期收到貨款。
　　正是在全國各地出現了類似阿里巴巴國際站這樣的諸多平臺，盡管中國的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近年來有所下降，但跨境電商的進出口總額卻逆流而上，一直呈現快速增長的態勢。在2015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24.59萬億元中，跨境電商的貿易規模占比為19.5%，達4.8萬億元，其中B2B業務占跨境電商總額的84.3%。

　　4．新外貿的優勢
　　阿里巴巴國際站的目標定位是打造全球貿易大生態。而馬云提出打造“eWTP”，即作為公私對話的電子世界貿易平臺，無疑使得其旗下的新外貿如虎添翼。新外貿可以將中國外貿所面臨的機遇和優勢發揮到極致。
　　一是參與者可以高度全球化、多元化、分散化、中小型化。新外貿跨境電商使得中小企業甚至個體參與到全球貿易的各個環節當中，全球化的紅利擴大并下沉到了底層的全球消費者。
　　傳統外貿由于無法解決供需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因而有著非常高的信息成本。這些成本里包括搜尋供需的成本、匹配供需的成本、協商成本、信用成本、通關成本和物流成本，新外貿以互聯網技術比較根本性地解決信息問題，附著在信息不對稱上的各種成本都會隨之大大降低。
　　由于互聯網平臺可以在交易的各個環節降低成本，提供專業化服務，供需雙方的接洽成本幾乎為零，這就使得外貿交易的廣度和密度大大增加。同時由于交易成本的降低，沉淀給交易各方的收益和利潤額也在增加。
　　二是物流同樣可以高度全球化、多元化、分散化、中小型化。在新外貿時代，中小企業利用小包裹和末端物流完成貨物交接。網絡平臺作為交易平臺，通過整合物流、通關和支付環節可以使得生產方較為專注的完成生產，將其他環節交給網絡平臺和相關支持商完成其他環節。
　　與傳統的外貿中間商分離生產、銷售和交接環節不同，新外貿的網絡平臺可以集合眾多小包裹和末端物流，克服最后一公里的物流瓶頸。
　　三是征信方式和融資方式發生顛覆性變化。新外貿模式對外貿征信和融資方式變革產生深刻的影響。信息和信用是貿易的核心，并在信息和信用的基礎上衍生出金融業務。
　　中國金融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征信系統的落后，在外貿領域更是如此。很多產品優質、渠道暢通的外貿企業由于不能得到金融服務而被迫破產或者轉型。
　　而在新外貿模式下，征信系統會以非常低成本形成，好的外貿企業將會得到更公平和廉價的金融服務，這對于中國整個外貿領域會有深刻的影響。
　　四是依托大數據、大生態、網絡效應。新外貿模式下的信息沉淀連接著大數據。新外貿模式下的交易核心是交易信息，這些信息不僅可以低成本地分散給各個交易主體，完成信息的公開化和對稱化，而將這些交易信息整合為大數據則具有更高層次的應用價值。利用交易大數據不僅可以分析全球貿易的走勢和方向，還可以更為精確的匹配供需雙方的交易意向，使得全球范圍內的生產過剩和過度消費不再存在。
　　在全球范圍內看新外貿，互聯網模式必然會帶來全球貿易鏈條和貿易格局的轉變。新外貿容易形成一種“網絡效應”，從而增加用戶受益。所謂“網絡效應”，就是指參與網絡的用戶越多，用戶的受益就越大，越會吸引新的用戶，由此形成一種“正反饋效應”。
　　新外貿給中國中小外貿企業可帶來的好處很多。在義烏，一位來自溫州的女企業家不僅依托阿里巴巴國際站成功拓展了其外貿業務，而且還同時開辦一個阿里巴巴國際站網商孵化中心，對每個被孵化企業掌握51%的股份，對這些企業的創辦人進行培訓，協助其建立阿里巴巴國際站，指導其開展線上外貿接單。借助這樣的商業模式，該女企業家成為了“企業家中的企業家”，孵化了眾多年輕一代的新外貿企業。
　　上述例子也說明，在新的商業形態和新的國際經濟形勢下，中國的中小外貿企業應該積極擁抱新經濟、新機遇和新外貿。
　　(本文作者介紹：馮興元，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