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強勢，有人說是這是最好的模式，其實不是，要看在哪里強勢。政府要做的不是直接決定資源配置，而是提供公共品。要做好基礎研究，研究出來全社會共享；基礎教育，社保系統，非指令性產業規劃。不要補“供方”，要補“需方”。

　　從供給側找問題和尋求對策
　　不是從需求側找問題。三期疊加，四降一增，目前的經濟挑戰大。核心問題是自08年以來，GDP的增速下降后掩蓋不了一系列矛盾。
　　以往一旦出現問題，我們都拿凱恩斯理論三駕馬車來一一突破解決問題。凱恩斯主義認為經濟受限于需求，很多教授不支持凱恩斯主義，我卻認為從短期分析來看有點用，長期不合適。比如，我們遇到了投資回報遞減的問題，一而再再而三的刺激越來越沒有效果。比如，杠桿率推高，雖然有人說日本還要高，但是日本主要是中央政府債。只要中央政府在，加上日本經濟實力還很強，只要政府不垮臺，政府債高沒問題。
　　但我們中國是地方政府債多，這個很難對付。中國企業債最大，這個問題非常大（歐盟對企業債對要求不能超GDP百分之九十），在某些環節上一旦不能支撐出現企業破產，就有連鎖效應，其他相關企業資產負債表要減記，而一一受到影響。跑路事件不斷出現，我們不能再這么干了！貨幣擴張導致房價猛升，近日又出臺了一系列打壓政策，但是房價光靠壓是沒用的。
　　這種從需求側的改革到了去年轉向了供給側。
　　為什么我們能夠那么多年保持高增長？從供給側分析也可以解釋：投資多，人口勞動力大增，效率提高（改革了，把城鄉打通了，在農村低效利用的資源如土地和人力都得到提高；開放了，買外國設備引進技術提高水平）。但是，現在變化了。人口紅利消失，投資無法支持，效率提高的余地不大了（原來使得效率提高的因素在削減）。而我們的一般技術水平和發達國家沒什么區別，只是質量太差，所以要提高效率。

　　為什么強調結構性改革？
　　95年就提出了這個想法，為什么一直不能實現？因為存在體制性障礙，政府仍然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要打破這種體制才能實現改革。怎么做？要建立一套體制，激勵創新和創業。structure reform 。 很多政府來調結構，但是政府不知道該做什么不該做。比如補貼新能源汽車，但發現很多企業和政府聯合騙補貼。
　　提高供給側效率要靠市場，不是政府！
　　政府應該做的是：三去一降一補：去過剩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實現有效再配置。
　　市場應該做的是：資源優化，共榮激勵機制，怎么讓市場發揮作用？政府也要適當發揮好的作用。
　　政府應該做什么？比如防止系統性風險，要釋放風險，處理掉僵尸企業，免得積累；把社保缺口堵上；短期政策還是要用，但少用貨幣政策。過去我們一直花錢，投了好多項目。但現在要普惠性節稅來支持企業。
　　中國政府強勢，有人說是這是最好的模式，其實不是，要看在哪里強勢。政府要做的不是直接決定資源配置，而是提供公共品。要做好基礎研究，研究出來全社會共享；基礎教育，社保系統，非指令性產業規劃。不要補“供方”，要補“需方”，供需方中間夾著市場，那么接下來就讓市場發揮作用吧。（整理自作者在中歐工商學院的演講）
　　(本文作者介紹：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