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沒有違反法律的情況下，在市場中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是企業家的權利。政府既沒有權力強行干涉，也沒有權力坐地收租。

       過去的三十年間，中國的民營企業實現了驚人的發展。上世紀80年代，民營經濟在中國還沒有得到認可，政府對于八人以上的民營經濟實行“三不原則”，即“不提倡，不宣傳，不抑制”。

       三十年后的今天，登記注冊的民營企業已經超過840萬家，占企業總數的74%，對GDP的貢獻率從不到1%發展到超過60%，同時民營經濟提供了76%的政府稅收和80%的社會就業。在這風云激蕩的30年間，涌現了一大批民營企業家，他們不僅在中國家喻戶曉，成為年輕人的偶像，在國外也越來越多地吸引媒體的注意。2009年，阿里巴巴創始人馬云躋身《時代》雜志評選的全球最有影響力的100位人物；在2011年《名利場》雜志評選的50位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中，百度總裁李彥宏名列第25位；新一任的“中國首富”三一重工董事長梁穩根榮獲《華爾街日報》亞洲商業領袖提名，而吉利董事長李書福則被稱為“中國的亨利·福特”。

       不過，媒體似乎更多地聚焦在中國民營企業家所處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上。這個生存環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命運和中國民營經濟的興衰。

       融資困難

       融資困難是中國民營經濟，尤其是中小企業普遍面臨的問題。誰都知道中國“不差錢”，可是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在超過840萬家民營企業中，能夠從銀行拿到貸款的不超過0.5%，中小企業的主要融資渠道僅限于自有資金和親友之間的融資。為什么民營企業融資這么難呢？問題的根源在于中國沒有完善的金融市場。完善的金融市場可以讓資金自由流動，讓人力資本和資金資本結合，有效運轉；而不完善的金融體系則把二者分割開來，造成人力資本和資金資源的雙重浪費。

       讓我們來看一下一家美國公司的融資歷史。1976年，一位美國青年決定輟學開公司，生產自己設計的電腦。他的初始融資包括來自一位百萬富翁的天使投資9萬美元，從商業銀行獲得的信用貸款25萬美元，以及風險投資60萬美元。之后公司順利發展，并且在4年之后成功上市發行股票。由于美國的公司上市制度是“注冊制”，只要公司符合了公開的標準，就可以上市融資。該公司的IPO每股22美元，首次發行460萬股，融資1億美金。

       10月，當其最新產品面市的時候，公司一躍成為美國市值最大的公司，股票價值超過3900億美金。由于現金極為充裕，這家公司選擇不發行任何債權，但是如果需要，美國有規模超過7.7萬億美金的公司債券市場可以幫他進行債券融資，這一市場規模相當于美國GDP的53%。您一定已經猜到了，這家公司就是眾人皆知的蘋果公司。蘋果的成功和喬布斯有著很大的關系，但是美國成熟的資本市場無疑是為蘋果的飛速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后盾。

       有人問為什么中國出不了史蒂夫·喬布斯，答案有很多，但是有一個原因是中國民營企業的融資渠道太狹窄了。試想一下，喬布斯如果在中國創業，在創業初期，他很難拿到銀行的信用貸款，這是因為在缺乏利率市場化的情況下，大量的銀行貸款被國有企業占據。小企業不得不轉向民間借貸市場，可是那里的平均年利息高達40%。風險投資也不一定幫得上忙，因為中國的風險投資基本上都是在成熟期才會進入企業，接受風險投資的公司平均兩年之后就會上市，這一時間比美國公司接受風險投資以后上市的時間要短很多。所以，企業初期融資異常困難。

       就算喬布斯幸運地得到了初始投資，當他雄心勃勃地準備上市融資時，卻發現在中國，公司上市實行的是“核準制”，而實際操作是“審核制”。也就是說，公司能不能上市關鍵不在于是否符合了公開的標準，而在于能不能從主管部門那里拿到有限的上市份額。這一計劃經濟式的上市規定有兩個問題：第一，緊俏的上市份額不能滿足市場的需要；第二，有時候政府會把上市份額分配給資產質量差的國有企業，通過股市來解決其資金問題，資質好的民營企業反而只能自生自滅?？蓡滩妓惯€是不甘心，他希望通過債券市場來融資，但是中國的公司債券市場的規模約為7700億美金，占中國GDP的11%，只約為美國企業債券的十分之一。

       中國憑借占世界總量四分之一的人口，絕非不可能產生喬布斯式的人才，但是沒有完善的金融體系支撐，天才也難以成就事業。如果我們能放開不合理的管制，讓金融市場自然發展，迎合市場的需求，那么我們民營企業將爆發出驚人的能量。

       政企關系

       2011年11月，英國《金融時報》報道，阿里巴巴創始人馬云、百度CEO李彥宏、騰訊CEO馬騰華和新浪CEO曹國偉等中國網絡巨頭在北京齊聚一堂。有趣的是，他們既不是參加IT峰會也不是慈善募捐，而是被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叫去“上課”。在“網絡文化建設研討班”結束以后，IT領袖們“一致認為，互聯網企業要加強自我管理、自我約束、嚴格自律”。外國媒體對中國企業和政府之間的關系感到難以理解。

       “我們一直在談戀愛，但是我們不會結婚。”這是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云今年在斯坦福大學演講的時候對于阿里巴巴和政府關系的微妙解釋。

       在外國媒體的眼中，中國的企業家需要和政府保持一種微妙的關系。一方面，由于中國并沒有完全擺脫計劃經濟的影子，政府掌控了過多的社會資源，并且設定限額。因此，很多時候，對于民營企業來說最重要的不是在產品、技術、市場等方面的開拓創新，而是向政府“尋租”，即企業不惜耗費巨大的成本和政府建立“關系”從而取得“特許經營權”，因為特權本身就意味著巨大的經濟利益，而且通常是超額利潤。

       另一方面，企業和政府之間的盤根錯節也讓企業無法擺脫政治漩渦，商業領袖的鋃鐺入獄的背后常常是官員的落馬，本來追求經濟利益的企業家也成為了政治博弈的犧牲品。

       對于公權力而言，法不授權即禁止；對于私權利而言，法不禁止即自由。在沒有違反法律的情況下，在市場中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是企業家的權利，政府既沒有權力強行干涉，也沒有權力坐地收租。這樣，政商得以分離，企業家不必花費血本去討好政府，也不用擔心自己的政治風險，同時，政府腐敗的壓力也減小了很多，而最最重要的是，當政府退出不該涉足的領域，不要用政府“有形的腳”去踩市場“無形的手”。市場經濟得以運轉，成千上萬的經濟個體共同完成的經濟決策遠遠優于政府殫精竭慮制定出的計劃方案。

       財產安全

       “他們習慣持有充裕的現金、雙重國籍還有很多后備計劃”，華商在東南亞媒體的眼里似乎很缺乏安全感。這一點不難理解，雖然華人在東南亞很多國家都是最富有的，但是財產安全有時會受到威脅。但是近期，外國媒體關于中國高凈值人士競相移民海外卻讓人感覺這種“不安全感”正在中國國內蔓延。《福布斯》雜志報道稱，在資產超過一千萬元的高凈值人士中，60%正在準備移民海外，而在資產過億元的富翁中，27%已經移居海外，47%正在考慮離開中國。

       筆者在美國一年，走訪過不少海外華人，對他們而言，中餐中文，鄉音鄉韻，總能勾起一分濃濃的鄉愁。如果這樣，為什么中國的富人們還要“集體出走”呢？答案很簡單，他們在國內沒有安全感。

       一個國家富人的集體出走是一種莫大的諷刺。他們中的很多都是優秀的企業家，國家花費了莫大的成本培養了一批精英，最后卻留不住他們。企業家的流失是一個可怕的現象，因為我們失去的不僅僅是財富，更重要的是人才，是對國家的信心。

       我們需要留住富人，需要重建私人的產權制度，保護私人財產不受公權力的侵犯。私人產權制度是社會創新進步的最基礎的制度，因為能夠激勵人們孜孜不倦地奮斗的不是熱情洋溢的愛國口號，不是虛幻的社會理想，而是實實在在的個人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