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濟以年均10.5%的速度增長，連續兩年為全球經濟增長第一。2010年GDP已經超過42年保持全球第二位的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加入WTO以來的十年，出口增長4.9倍，進口增長4.7倍，2009年中國對外貿易占世界貿易總額的9.6%，成為第一出口大國，貿易收支和經常收支均保持較大順差。2010年外匯儲備達2.8473萬億美元，繼續居世界第一位。而美國等發達國家由于經濟持續低迷，為刺激經濟“大把拋錢”，特別是美國又推出第二輪量化寬松措施，計劃回購國債總額9000億美元，令全球出現資金泛濫，人民幣升值是大勢所趨。為應對人民幣升值，近來傳媒上關于擴大人民幣計價出口、推動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的呼聲不絕于耳，設想雖然很好，但是實現的難度也很大。不僅讓人想起上世紀80年代中期“廣場會議”后，日元對美元大幅升值時，日本就提出的日元“國際化”問題。但是時至今日，日元“國際化”提出已經過去近30年了，并未實現，值得借鑒。

　　最重要的不是如何設法應對人民幣升值，而應注重培育具有研發能力、自主品牌、競爭性強、借人民幣升值東風“走出去”的成長戰略型企業，這樣的企業可參與全球任何市場的競爭，即使人民幣再升值，以人民幣計價的產品也不會沒有銷路，并可不斷地擴大市場份額或占領相關市場。 

　　日本今天不再提日元“國際化”，除了日本經濟增長乏力、日元匯率一直在高峰徘徊、日元實現“國際化”難度大之外，與日本多年重視培育成長戰略型企業、推進國際化經營獲得巨大進展密切相關。

　　現在日本成長戰略型企業很多，所以已經不像上世紀30年那樣非常擔心日元對美元的升值問題，也不再提日元“國際化”了。日本企業借日元升值的東風積極擴大對外投資的同時，努力推動企業的當地化戰略，不僅在當地生產、當地銷售，還將在當地獲得的利益在當地再投資，使企業成為當地法人，甚至上市交易。企業的國際化，使經營和出口環境均發生了顛覆性變化。匯率變化對其影響越來越小，如日本各大汽車廠家，將汽車出口到其設在美國的汽車銷售子公司，若以日元計價出口，而在當地需以美元計價銷售，其匯率變化的風險由當地子公司承擔。相反如以美元計價對在美國的子公司出口，匯率風險則由在日本國內的總公司承擔，因總公司對世界各地出口汽車，既有按美元計價的，也有按歐元或者其他貨幣計價的，很明顯由總公司統一管理匯率風險更為有利，所以日本汽車廠家現在不以日元計價出口汽車是合理的。

　　另外，日本各大機電等其他大制造企業，目前也已在亞洲等很多國家和地區投資設立了子公司或組裝工廠，從那里將制成品或組裝的成品直接出口到美國或者歐洲市場，如果在日本總公司向亞洲地區的子公司、組裝工廠出口的制成品或零部件按日元計價，而從亞洲地區再對美國或歐洲出口制成品時必須用美元或歐元結算，這種匯率風險由設在亞洲的子公司或組裝工廠承擔顯然是不合理的，所以開始便用美元結算，風險全部由總公司管理也順理成章。

　　現今最先進的方式是很多日本企業分別在新加坡、倫敦等金融交易中心設立了專門負責匯率風險的子公司，由這些公司統一管理國際化交流的匯率風險，總公司、子公司以及組裝工廠只鉆研本身業務即可，不必再考慮匯率風險問題。

　　對于中國的啟示是：第一，那些因為本國貨幣升值而陷入困境的企業，多數屬于研發能力不強、無自主品牌、產品無競爭性、尚未“走出去”的企業。說明最重要的不是如何應對貨幣升值，而是培育出具有成長戰略型企業。必需培育具有研發能力、自主品牌、競爭力強、“走出去”積極參與國際競爭、國際化的成長戰略型企業。

　　第二，為培育具有成長戰略型企業，政府也應為這些企業增加出口和對外投資，即“走出去”建立良好的外部環境，如與出口或投資的對方國家建立自由貿易協定(FTA)等關系，降低或廢除關稅及非關稅壁壘，減少企業法人稅等，減少企業擴大出口的障礙和對外直接投資的稅務負擔。

　　第三，成長戰略型企業，必須具有國際化經營意識，企業員工也需具備國際化意識，即員工必須具備一定的在海外工作的知識、技術和語言能力，并應具有隨時到國外工作的心理準備。從事海外經營的管理人員語言能力最低應達到可以英語講話的程度。因此，企業管理人員和一般員工的思想意識以及教育方式都需“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