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正在大步走向世界。
　　1月12日，普華永道發布《2016年中國企業并購市場回顧與2017年展望》，2016年中國大陸企業海外并購交易金額達2210億美元，約為2015年同期數據的3.5倍。
　　僅僅一年，中國大陸企業并購總額就超過了前四年中企海外并購交易金額的總和。
　　2016年2月3日，中國化工宣布以428億美元的全現金報價收購瑞士農業化學品企業先正達（Syngenta），這是迄今為止中國企業達成的最大一樁海外收購；6月7日，中國家電企業海爾集團55.8億美元收購了美國通用電氣(GE)的家電業務，刷新了海爾集團海外并購規模的紀錄；6月21日，騰訊發布公告稱以86億美元收購芬蘭移動游戲巨頭Supercell 84.3%的股權，創下了中國互聯網公司最大規模的收購案；而萬達集團則目標專一，繼續將資本聚焦電影產業，在開年宣布以不超過35億美元收購傳奇影業……
　　漢領資本的董事總經理夏明晨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據他觀察，去年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顯著的特點是不斷并購知名公司、行業巨頭，而且從項目本身來看，都有很明確的戰略目標，業務協同效應非常明顯。
　　“沒有戰略的企業會輸得干干凈凈。” 中投公司副總經理祁斌在今年年初接受媒體采訪時警告海外并購投資企業。

　　始于20世紀80年代
　　中國企業的海外并購活動起步較晚。真正意義上的境外投資始于20世紀80年代。1979年8月13日，國務院提出了15項經濟改革措施，其中第13項明確提出：“要出國辦企業”。這項政策的確立，開啟了中國公司跨國并購之路。
　　在最初二十年里，海外并購活動主要集中于少數實力雄厚的國有大型企業，這一時期中國企業海外并購數量少、規模小，并購的目標地區集中在美國、加拿大、印度及香港等國家和地區。所涉及的行業主要為航空、礦產資源等帶有壟斷色彩的行業。
　　2000年10月，十五屆五中全會提出“實施‘走出去’戰略，努力在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方面有新的突破。”這一戰略使得中國的對外投資進入新的階段。
　　特別是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后，開始出現一系列有重大影響的海外并購事件。跨國并購的規模逐步擴大，并購的目標地區也在擴大，民營資本在海外收購中的比重不斷上升，涉及的行業也已經發生變化。
　　公開資料顯示，2016年中國并購市場當中數額最大的行業分別發生在互聯網、IT、金融、生物科技（醫療健康）等行業中。
　　普華永道最新的并購報告也顯示在2016年，高科技、大消費相關和媒體及娛樂行業正在吸引大量資金。
　　普華永道中國企業購并服務合伙人唐迅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基于現階段的國際經濟環境和國內競爭態勢，中國企業主動選擇海外并購，以期實現行業多元化、產業全球化、技術高級化的布局”。他認為，海外并購的顯著增長主要“得益于資本市場暢通的融資通道和快速增長的財務投資者。”
　　夏明晨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中國現在處在需求升級的階段，所謂好的產品與服務跟不上需求，這種現象2016年尤為明顯，再者對于內企業來說，“中國國內的金融環境比較寬松”，便于銀行借貸。這為企業開展海外并購創造了比較好的資金環境。
　　也有分析人士指出，人民幣匯率的貶值預期是一個原因，“從宏觀條件上看，未來人民幣雙向波動的可能性加大，促使企業考慮將剩余資金配置為海外資產。”
　　中金公司投資銀行部董事總經理、并購業務執行負責人周雷在“2016中國并購合作聯盟并購高峰論壇”上表達了同樣的意思。他認為海外并購的背后的驅動因素之一是中國龐大的市場以及消費升級的需求。通過跨境并購獲得國外的資源，為產業升級提供了優勢和流動性。其次，而寬松的利率環境以及便利的融資手段，使得企業能夠拿到更便宜的錢。另外，全球經濟放緩，使得很多收購機會出現。

　　海外并購并非一帆風順
　　金融時報的報道稱，中國企業在“買買買”的過程中遭遇挫折“缺乏盡職調查往往是誘因”。
　　除此之外，更加嚴峻的問題來自外國政府的安全審查。
　　據金融時報披露的數據稱，自2015年以來，近400億美元的中資擬議海外并購告吹，多數是因為各國政府日益擔憂安全和競爭問題，中資并購日益受到歐洲、美國、澳大利亞以及其他國家政府的審查。
　　上文提及的2016年最大一筆海外并購交易中國化工收購先正達的審批期限就一再被延長；福建鴻芯收購德國芯片制造商愛思強（Aixtron），也在2016年底被柏林方面以“先前未知的安全相關信息”為由駁回。
　　在媒體描述中，跨境并購的故事常常會用上“姻緣”、“love story”（愛情故事）的字眼，按此種邏輯，國外政府對跨境并購企業的安全審查機構則有點像故事中的“惡婆婆”。
　　在其中最典型的是美國的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CFIUS 的代表們來自包括國防部、國務部以及國土安全部等，其職責是對可能影響美國國家安全的外商投資交易進行審查。
　　在此前的2012年，美總統奧巴馬就曾以“可能危害美國國家安全”為由否決了三一重工對美國風電項目的收購。而2017年特朗普上臺之后，CFIUS對華審查會否收緊也給境外并購帶來了一系列不確定。
　　而如何應對這種來自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來自Ryan Communication的研究部主管諾拉（Nora Schlenzig）博士對跨境并購的媒體表現做了一個研究，她通過對中國境內和境外近500篇涉及中國跨境并購的新聞報道進行文本分析，認為中國企業和媒體在“走出去”的過程中“集體沉默”了。
　　研究稱，國內媒體對于中國企業跨境并購的報道較為有限。中國企業及其顧問在并購期間未能利用新聞報道的影響力。
　　諾拉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中國媒體有機會更有效地利用本土優勢成為新聞源，向海外傳播信息。
　　夏明晨也表示，中國企業應該更加積極地與媒體溝通，闡明企業的戰略目標，比如“能帶來雙贏的結果”，他說，“這對于通過安全審查是有幫助的。”
　　普華永道在其海外并購報告中預測，由于政治環境的不確定以及2017年外匯新政的影響 ，2017年整體并購金額及數量可能接近或稍低于2016年。